牟传珩

   中华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学文化为主流、政儒合一、重农抑商的官本位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知识份子始终为官所用。“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中土知识份子的传统价值取向。而商人，在历史上一直为正统社会所贬抑。中华传统社会结构，实质上是以士、农为主体，工、商处于边缘地带的组合结构。这正是中华社会长期以来资本因素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西方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资本扩张越出国界和殖民浪潮波及黄河文明时，中华传统社会在外来资本力量的介入过程中，发生了第一次社会阶层群体组合意义上的解构，即致使传统士、农、工、商各阶层群体组合错位、关系紊乱，一切社会旧规范陷入瘫痪状态。这便客观地启动了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波动与伸张，不仅为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工商阶层的成长与提升提供空间，同时也为知识份子游离权力中心、向良心价值回归提供机会。当时的胡适、蔡元培等，正可谓是非政治化知识份子的代表。

   “10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华民族又在“共产国际”外来意志力量的介入中，陷于阶级斗争的深渊。中共20多年的暴力夺权活动，中断了中华传统社会结构在世界资本扩张力量介入下的自然调整与重组过程。中共在1949年建制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截阻了知识份子向良心价值回归的通道，迫使知识份子为政治服务、做权力工具，而且，在经济上重农抑商，甚至发展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再次致使商业阶层边缘化。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实质上是一个官、工、农为主体结构的社会，知识份子成为“臭老九”，经商成为社会蔑视的职业。

   直至冷战末期，共产主义在世界走向衰败。20年前，在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圆工具全球旋转推动下，资本扩张的世界性力量再次撞开了古老的北京大门。中共以改革开放的经济战略，积极回应了这场全球化的挑战，从而导致了中华旧文明社会权力框架的整体松动。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第2次社会阶层与群体解构过程中的大分化、大重组历史时期。

   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史进程，就是人类全球化导致中国旧文明社会规范失序与传统社会解构的历史。后对抗时代的中华社会结构，在资本世界扩张力量推动下，正在发生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