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三、知识份子群体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分化

   中国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在中共建制后曾不断下降，以至于沦为“臭老九”、受批判、被改造的可悲境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政权为争取知识份子对其合法性的认同，改变了知识份子政策，导致知识份子队伍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份子创造性价值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知识份子正成为社会创造财富机制中的主导性力量。但知识份子在经济收入上却产生了两极分化现象。除那些卖身投靠权贵、已沦为官僚集团中的“文化太监”者外，一部份“务实派”知识份子，特别是与权力结缘、与经济联姻、甚至“下海弄潮”者，已经成为知识商人与企业家，纷纷发迹，进入中产阶层；而另一部份“务虚派”知识份子，由于远离市场，淡薄利禄，日趋清贫，正走向经济边缘化。有的甚至连买书、出书费用都无力支付。这种知识份子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背离的状态，导致了他们不仅还难以形成共同的道德立场，而且对待政治变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持保守立场，有的持改良立场，有的则持革命立场。后对抗时代的社会非意识形态化和成就感的多元化倾向，导致委身于权力的知识份子群体不断缩小，而取向功利、回避政治的知识份子群体日趋增多。更有不少知识份子开始从“为政治服务”到向良心价值回归的转变。特别是那些不再吃“皇粮”的知识份子，或那些虽还吃“皇粮”、但已游离权力奴役的知识份子，开始具有独立性诉求，有的甚至采取了批判执政者的反对派立场，如李慎之等四君子就是此类知识份子中的代表。他们已为未来中国独立性知识份子阶层的道德责任和立场整合提供了价值座标。

   四、工农阶层边缘化

   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特点是：中共建制后所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官工农主体社会已彻底解构。工人群体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农民沦为最受官僚盘剥的社会底层。现实中国正形成一个“官、知、商”为主构、工农阶级逐渐边缘化的社会。今天从工务农，已成为社会最没有能力群体的无奈选择。如今，工人大众不仅毫无政治权利和自保能力，且经济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特别是国营企业，常常因无活干或亏损负债而拖欠工人工资，致使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政府却把他们视为“等、靠、拿”的经济包袱。

   农民阶层虽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受益者，但伴随改革开放政策向城市倾斜，“靠天吃饭”的农业常常出现“零收入”的状况。加之，各级官吏欺压，地方杂捐苛税甚重，农民饱受社会层层盘剥，不堪重负，常常忙碌一年仍无法维系家庭开支和子女就学。这是社会一个处境十分艰难的庞大阶层。

   以上工农阶层（包括城乡两栖群体）近五亿多人，接近社会从业人口比例的70%。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情绪波动较大，对现实状况普遍不满，集体请愿、上访事件层出不尽，要求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日趋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