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创举和伟大的业绩。国际舆论多侧重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忽视了潜藏于这一“创举”深层上的悲哀、无奈和危机。

   一个半世纪以前，旨在统一世界的那个欧洲的“幽灵”，从诞生起就立命于暴力革命，思图消灭资产阶级，埋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不久，这一幽灵真地变为现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物质力量，展开了一场与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最终，由柏林墙倒塌的史实做出了裁决：以反资本自然扩张、反人性自由向往的社会主义政治僵化制度，不仅不能统一世界，甚至连“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统一都维护不了，竟然未经资本主义世界一枪一弹，就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面前分崩离析了。当今尚有四个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国家，仅占世界国家总数的不到5%，已经成为极少数的“另类”。它再也没有那种“输出革命”的气力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热情了。

   当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时，又隐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凉和迫不得已。因为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惨败，他深深地懂得，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无论在香港、澳门、台湾，那里同样是中华血统、中华文化和中华大地，仅仅由于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便创造了令大陆望尘莫及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民主。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个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就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吗？

   有人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政治实验是成功的。这一论断是否也是太急躁了、太轻率了，而根本没有洞悉隐藏在“一国两制”深层上必将到来的危机。

   从理论上分析，国家与国家间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可以在共认的国际规则下主权独享、和平共处。而统一的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的代表者行使外交权。国家内部实行相互对立的两种制度，那么，它在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中，是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与发展方向、还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与发展方向？这就如同把食肉的狼和食草的羊关在一个笼子里，要嘛狼饿死，要嘛狼吃羊。这是千古不颠的真理。因而，除非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质的演变，否则这种“狼与羊”的危机迟早是会到来的。“法论功”在香港与大陆的不同命运，或许算是个小小的预示吧？如果有一天香港自由选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港府，大陆又该怎么办呢？

   刚刚结束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之所以能在中共的反覆威胁下以39%多的高票当选，充分验证了台湾人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和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也许他们并不想选择一条“台独路线”，但却毫无疑问地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们不怕威胁，绝不选择“一国两制”统一方案的政治决心。因为你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怎么能代表民主制度的台湾。

   今日台湾，第二次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在完全自主、自由的情况下，如此冷静、和平地淘汰了在台湾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政权。这为21世纪开端的华人世界，书写了最辉煌的一页，值得所有炎黄子孙为之骄傲。它充分力证了：在中华文化土壤里同样可以建构出民主制度，并把它推向成熟，使自己的人民充分享有西方人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尽管它还有缺陷和不足，但享有丰盛物质财富和政治自由条件下的台湾人民，是绝不答应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控的大陆政府代表自己，因为大陆的政府不是人民普选出来的嘛。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台湾人民集体选择了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为总统，是要向人们表证：他们需要一个真正捍卫开放、自由、改革着的华人民主制度的政府，走向世界政治舞台来代表自己。

   当中共政府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后设想台湾时，台湾选择了陈水扁，那么是否也会想到由于自己至今都拒绝政治改革，总有一天人们也会在香港、在澳门、甚至在大陆选择民主派呢？

   我早在1999年7月6日发表的《中华圆和宪政变革论》结束语这样写到：“台湾民主制度的日趋成熟，已经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社会更需要民主宪政的拯救。”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统一中国！(200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