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文集：高扬“批判兴国”的旗帜──一个“思想犯”致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公开信

我毕生恪守“不为官，不从政”，始终以民间的建设性批判立场表达异见；一惯奉行“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的行为准则；力主“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的合作方式，有秩序地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政治理念，倡导“针对问题不针对人，分析事实不武断立场”的新文明理性批判；并为之撰写发表了上百万字的著作与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部门竟支解分离出其中8篇批判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文章（这些文章并非是我公开），就可以对我进行两次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仅在法院就羁押了我8个月之久，致使我的身心饱受折磨。最终法院以（2002）青刑一初字第41号判决，冠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强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首开了21世纪中国惩罚纯粹“思想犯”之先河。

这一案件的示范意义究竟是什么？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公民有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权利？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就不容许人民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仅仅表达了不符合“四项原则”的言论，是否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句话，改革开放的中国，究竟允不允许公民行使对官方给出的政治原则与结论予以批判的权利？

在我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土，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唱赞歌，难道就不容得一个持批判立场、表达异见的人吗？

批判遵循的是认识上的“澄清原则”，而不是盲目的否定。政治批判来源于哲学上的分析。只有一个哲学上的分析时代，才能推动一个科技上的创新时代。批判是创造之魂，是更新之母。我们这个民族，至今没有经历批判时代的洗礼。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谜底就在于：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体；它的国会是批判的大脑；它的媒体是批判的喉舌。批判颠覆不了它的制度，反而成为了美国的国家精神。他们的教育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异议意识，主导学生崇尚冒险、实验与批判的价值取向。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我国教育落后的病结，也就在于从小就培养学生唱赞歌和承袭积累已然的知识结论，否定了他们的批判思维与异议能力。而我国的舆论，则成为了褒奖媚颂的功利主义导向。如果说“科教兴国”没错的话，则“批判兴国”更具纲领性。难道我们的政治精英们，真的没有读懂美国的强大（我们可以不认可美国的完美，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强大）是与他们的人民敢于开诚布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于开诚布公地容纳批判分不开吗？

万众一歌，并不是兴旺发达的展现。这一点朝鲜、古巴、伊拉克都能做到，但他们做不到的是科技领先！在当今一个如此全球化的大竞争时代，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集体，不该带领一个山呼万岁、四海跪伏的民族，而应率导出一个分析批判、异见生辉的民族。

我国已提出了要进行“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但无论在何领域，仍然不容许对已有的原则和结论进行批判，则一切创新都是空谈。批判是民族创新的不竭之源。如果马克思不是采取了“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又怎么可能创立社会主义学说？当前我国政府一面在倡导改革创新，一面又把写批判文章的人送进监狱，如同一面期待果树开花，一面又在掘挖果树之根一样，它给世人留下的哲理警示，就是彻底封杀国民的批判精神与异议立场。这种用如此残酷的生动的例证扭曲社会价值取向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对民族创新能力的破坏和变革信心的消解。它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执政者可以把所有的政治异见人士都关进监狱，借以维护100%唱赞歌的局面，但同时也就把整个民族的批判精神关进了牢笼；然而，这乃是遗害千秋万代的蠢事！

今天所谓全球化时代，其本质就是资本扩张突破主权疆域限制、信息批判冲击陈腐封闭桎梏的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改革20多年的成就，不仅缘于自身对计划经济的不断批判，更缘于借鉴西方国家以不断批判中获取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先进经验。而我国政治改革滞后之因，也正在于拒绝批判。

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的批判。这是由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决定的。政府应有勇气面对，有海量包容。如果中共领导集体真是“立党为公”、以“复兴民族为已任”的话，则它应责无旁贷地把民族的批判精神推向历史最高峰和时代最前沿！

我由衷地希望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不要再给出一个新的“两个凡是”──“凡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不能批判，凡是共产党的主张就不能异议”；不要再用意识形态加工政治敌人与思想犯。相反，它应该释放所有用和平方式批判性表达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这是发达民族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无法避开的门槛。只有批判才会促进人民的真正团结。

“科教兴国”只能尾随欧、美；“批判兴国”才能扬弃欧、美。但愿我们的民族能诞生一代崇尚“批判兴国”的政治精英！

思想难囚　牟传珩2002年11月于青岛第二看守所

〔整理者注：作者现在仍然羁押在青岛第二看守所。本文几经周折，于2003年4月2日整理发表。电子信箱：yanpengv@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