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1982年5月，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组成了以刑事审判庭庭长孙建为审判长、市委理论学习室主任周永仁和市委宣传部干部宿良箴为陪审员的合议庭，对我在民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声称“理论讨论式”的内部审理。法庭上我凛然辩答，任何法庭都无权对一种思想或理论进行有罪无罪的认定，只有实践和时间才能做出正确与否的判决。而今民刊运动已历时20载，一个对民主人士反复打压，甚至“6．4”开枪的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电脑加谈判的世界新纪元和全球民主化文明浪潮，终于承认了人权的普遍原则，承诺将签订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表示要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尽管这仅仅是口头上的，但仍然不失为一种进步。中国20年的社会发展，正在对20年侵犯人权的历史进行审判。

   当此之时，回首往事，历历如昨，我别有一种心境。在此，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和严肃负责的精神，仅从一个当事人亲身经历的角度，对当年山东地区民刊运动作以粗线条的简略回顾。

   一、走进《海浪花》

   1978年秋正值民主墙兴起之时，我撰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呼唤鲁迅、契克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交给了《海鸥》文学编辑部(青岛文联刊物)。但当时评论组组长赵多青先生两次找我谈话，说编辑部主任认为文章政治观点模糊，要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表示不能接受，宁采不发表，决不屈从。据我所知，当时官方尽管奢谈“思想解放”，但仍有不少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被共产党的思想教条所扼杀。为此我动念主办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刊物，并找过几位朋友商讨此事。恰好《海鸥》举办作者座谈会，有朋友带来位新人，他就是现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成员陈增祥。他当时谈及北京民间刊物，并说青岛也有。我曾到过北京西单民主墙，也听说过民间刊物，故颇感兴趣。会后便与其相约，探访青岛民刊《海浪花》举办人孙维邦。

   我与孙维邦相见很谈得来，于是就决定加盟《海浪花》。当时全国民刊普遍质量不高。《海浪花》却有《论党》、《论权》、《论人》三论，可谓上乘之作。作者孙维邦虽是青岛草制品厂工人，但勤奋好学，为人耿直，思想敏锐，且有敬业精神。他把自己的一间住房用来作了编辑部。在这里我看到全国不少的民间刊物，如《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钟声》、《民主之音》等。我为此大受鼓舞。令我吃惊的是，《海浪花》仅有孙维邦一人操办，陈增祥只作一些辅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一件事，就是希望能使其力量壮大，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为此召集了10多位感兴趣的朋友到孙维邦处，但都因思想境界或话不投机而相继离去，仅有葛树邦一位朋友留下。这样，《海浪花》后来只有孙维邦、我、陈增祥、葛树邦4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

   我在《海浪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呼唤鲁迅、契克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之后又发表了几首诗歌和《试论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恰巧这时以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着称的陈尔晋先生来青，读到《试》文，约我在维邦处会唔。

   尔晋为人大度，经历坎坷，富有政治家的机敏。我与尔晋一见如故。他与我谈了他的政治计划与设想。我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编辑部因维邦与增祥不和，增祥悻悻离去，编辑部的力量不仅没有壮大，反而削弱。我为此忧心忡忡，建议编辑部的工作开放些，以便团结朋友，扩大影响。为此我征得维邦同意，联络了干部职工业校校长金又新先生及文学电大班10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将《海浪花》提高档次，扩充容量。为此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写出书面意见，但维邦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已搞。这样我和树邦便很难再在《海浪花》发挥作用。

   民主运动是大家参与的运动，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才有前途。我眼见许多朋友资源被浪费，担心我们越走越孤立，便与维邦商量，仍按我以前设想，再办一个刊物，同时把朋友们组织起来，相互支持效果会更好一些。维邦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恰在这时，有一位新人姜福祯经徐文立介绍，加入《海浪花》，而我与树邦相继退出。后来《海浪花》只有维邦与姜福祯两人一起工作。福祯是位有深度、文笔不错的朋友，“6．4”时竟被判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