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作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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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深秋枫叶编辑的书(3之2)──民主墙时期山东民主运动简记

牟传珩

   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千姿百态,相继出版,一改中共建国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造神之苦的人民以清新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是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

   《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介绍了陈尔晋撰写的10余万字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该文在今天看来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全文刻印出版它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万余字《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

   《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100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为此我与朋友们又紧急加印了100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文章。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我有意专题介绍一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我与维邦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息。当时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来友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理论旗》上发了一篇社论呼吁团结,并未实际参加工作。不久,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而采取刊登马恩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陷于难境。

   三、筹组学社,出版《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建工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昆、薛超清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一个组织来推动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后经多次会议商讨,选举了学社领导班子──理事会。我因当时已被当局监控,为确保学社的生命力,故推荐为学社筹建作了大量工作的邢大昆担任负责人。学社理事会下设组织组、秘书组、通联组、财务组、编辑部,由学社理事会成员分别领导,同时出版社刊《志友论坛》。

   学社的领导成员有:

     邢大昆: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和对外总联络人。  胡海东:主要负责秘书工作和事务工作。  牟孝柏:主要负责财务工作。  李协林:主要负责通联工作。  薛超青:主要负责编辑工作。  张霄旭:是学社最年轻的干部培养对象。  牟传珩: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理论工作

   学社所有成员来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记手续。一切筹备工作就绪,我们便在青岛四方机厂图书馆举行了学社成立大会。那天共有正式成员30多人,并有不少社陀囿友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大会开得热情扬溢。会上大昆做了工作报告,我也做了发言,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标志着青岛民主墙时期第一个公开、独立的民运组织诞生。青岛民运从此走上了组织有序的活动阶段。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开放、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传递民主信息,促进人权发展,抨击时弊,伸张正义,以扩大学社的影响力。学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间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同时,以学社的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公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以强调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其艰苦、特别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外,我们相当重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主运动延续不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国民刊运动渐趋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主运动十分活跃,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为代表的进京请愿运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院也沸腾起来,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加之全国民刊协会已经成立,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著名民运人士陈尔晋已在北京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人才杂志》编辑部,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邀我进京考察北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临行前,我将《理论旗》与学社工作全部交代给邢大昆,并与维邦匆匆告别(为他带了三封信)。

   进京后,尔晋先请我在一家不大的餐馆吃了顿涮锅,而后在照相馆合了张影。当时我们经济很紧张,这也算是一次破费了。尔晋在京暂住东郊一处生物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我也同他一起住在那里。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森。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以至于我们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往返百余里,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那时,北京学生方觉等正在起草《出版法(草案)》,并商议我可不可以代他们在山东征集公民签名。我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应。我在北大待了四、五天,直到胡平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论。那天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与胡平仓促见了一面。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在。

   胡平在校属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印象不错。我回青后就竞选活动写出详细调查报告,发表在《志友论坛》第2期上。

   我在北京期间日程安排相当紧张,除要考察北大学生竞选,还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见了徐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继而又见了吕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记得有一天我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协调会。入会者有扬清、马淑季、沙裕光、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10几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应邀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建立“三条线”的构想(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审查这“三条线”)。

   此外,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为讨论陈尔晋理论与河北王一峰通信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后,特意前往保定与他会面,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归来途中,我又顺路到天津探访了汤戈旦、吕洪来、刘士贤等诸友。大家相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只可惜全被公安当局查抄。汤戈旦知我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刊物,当即交我《评“中间状态”》一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来我每到天津,都要与汤老畅谈。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当时他在经济理论上的深度是首屈一指的。

   我在天津待了两天后返回济南,来到山东师范学院。该校学生会一位干部周国柱,是我在建设兵团时的一位老战友。当年我是右派子女,难逃“知青”厄运,中学时代便负笈从师,驻守泰山脚下,常与国柱等伙伴在岱庙茶馆论古抨今、兴诗诵文。两年后,我被抽调至青岛工作,国柱被选拔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深造。我们长期保持联系。我从事民运工作后,将各地民刊与民运信息传寄给他,由他在学校同学中传阅。我曾为此去过该校,专门向他们介绍全国民运,也由此影响了一些学生,导致了校院以诗朗颂为形式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山东教委。后来他们也有意办一份刊物与我们呼应。我正是因此而由津抵济与他们共磋的(这便成为官方指控我煽动学生“闹事”的一项罪名)。但我的行踪被监控,国柱为此受到校方严厉处分。本来他毕业被内定留校,但却因此而被分配淮坊师范。

   五、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

   秋去冬来,滨海岛城虽已雪花飘飘,但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学社朋友们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除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更重视以组织名义走向社会。正在此时,北大学生方觉将他们起草好的《出版法(草案)》邮寄给我,希望我们代为广泛签名。我接到《草案》后,先是寄了一份给济南的周国柱代为征名,接着便召集全体社员,专题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方案更有利于扩大影响、推动民运。会上大家积极性很高,提出许多方案。我当时主张第一次搞这种活动稳一些,力求成功,勿搞恼了当局,可采取张贴、分发、设点咨询答疑的方式进行。但大昆等朋友们主张场面大一些,要出面演讲。我见大家热情可贵,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但一定要找一处不影响交通、市容、营业等各种可为当局干涉的场所,并要维护好秩序,严防破坏。后大家反复协商确定在汇泉广场主席台下进行,时间为1981年元旦午时一点,演讲人定为李协林、邢大昆。但后来李协林因工作抽不开,改为邢大昆一人主讲。大家为此印制了许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学社”的名义向市民说明召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目的和要求,呼吁市民踊跃参加。公告制好后,学社成员为此提前10天,划分线路,分头广泛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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