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续）

   我对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把握不准，但为了学社在社会上的声誉，我必须圆下这一局。送走大昆后，我看了看表，是零点多一点。此刻我再也无法入睡，开始考虑登台演讲的内容。我思索了一阵，约有凌晨3点左右，刚有睡意，又被一阵叩门声惊醒。我开门一看，是学社骨干成员张霄旭。他是一位空军干部子弟，公安当局告其父母明天要抓人，其父为此乘飞机紧急从外地赶回，对霄旭进行严厉看管。为防他第2天外出，当夜就把他锁在家中。霄旭那时正上大学，他竟半夜背书包跳窗而出，远从市郊城阳，顶着刺骨的寒风，摸黑步行了5、60里路来到我的宿舍，已经疲惫不堪，脸腮冻得发青。我看了十分疼心。他当时仅18、9岁，为了自已的信念，竟不顾公安当局威胁和父母的压力，毅然投向大家的怀抱。他当时并未考虑他的学业、家庭和个人安危，而是担心大家的安全和学社的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我真想抱他疼哭一场，但没有。他此刻把我看作主心骨，他希望我是可以信赖的人，能坚定而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带他向前闯。此刻我很理解他，就像理解我自已。我鼓励他振作精神，继续学业，让他上午就在我这里温习功课，集会时不要出面，以保证下午安全回到家中。同时我叮咛他中午12点30分学社成员汇合时转告大家谁也不要出头，由我一人主持活动，以保持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随后，我连续给母亲写了三封信交给霄旭说，如果我被抓，半个月发一封，以让我年迈的老母亲放心我还安全。天还未亮，我就整理出一堆材料转移了他处。天明时我返回宿舍，已发现楼下有4、5辆公安摩托车，气氛十分严峻。约上午10时左右，我深情地望着霄旭与他分手，反复叮咛他当心，仿佛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

   1981年元旦，寒冷异常，天空阴森，散落着稀零的小雪，凛烈的西风常常把自行车刮倒。约计12时30分，我来到集会地点──汇泉广场边角上的一个小饭馆，要了两碗馄饨，随吃随探视广场动静。开始时我发现仅有不多一些人在走动，凭我常与对手打交道的经验判定，其中不少是便衣。过了一会，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个一簇，五个一帮在窃窃私语。我喝了点白水来到广场，然后看了看表，差10分一点。这时人流开始躁动起来，许多人在议论：快到点了，为什么没有动静？是不是在坑人？人流中有人说：“哪有什么演讲，是神经病，快走吧！”但人们依然相互对望，在困惑中不愿离去。

   我看着表，正值一点时，猛然挤上讲台，振臂一呼：“公民们”，台下顿时哑雀无声，一起惊异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人群，放开嗓子说：“公民们，正值80年代第二个新春，迎面却向我们扑来一股寒流。本来这次集会演讲由学社负责人邢大昆主持，气氛可搞得更热烈些，但昨晚公安当局却传讯了他，不准他外出，并扬言要抓人……”

   “凭什么抓人？”

   “控告他们去！”

   “我们上市府！”

   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呼声雷动，群情激奋。我尽量保持冷静，稳住局面，防止混乱，以确保征集签名任务完成。为此我将话题转向集会的目的和签名的意义上来。这时，会场上有人口袋里传出《东方红》歌曲声，大家高喊“便衣”。于是会场上爆发出“抓特务”的怒吼，吓得那个人撒腿就跑。紧接着群众又一阵呐喊，气氛达到高潮。这时，只见张霄旭再也按耐不住激动，一个健步跳到讲台上，一把一把地散发着事先印制好的小报，大家纷纷争抢，会场顿时乱了起来。学社成员纷纷出面疏导，维持秩序，大家又静了下来。紧接着我便呼吁大家签名，会议进入主要议程，群众相互留地址、签名，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集会任务。中共建国后，青岛市第一次由反对派组织独立召集的大会，在政府广场上堂而皇之地举行，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谱写了壮丽的一页。而学社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一活动的导演者、组织者和参加者；还有其他民运朋友如姜福祯、龚义、金永涛等，也是它的积极参加着和见证者，龚义、姜福祯还为此写了专题报道。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起民运活动的成功范例，信笔写来轻松自如，但当时有谁能怀疑公安当局不会当场抓人，如遭到群众抵抗，也许会酿成一起青岛的“天安门事件”。

   的确，那天当集会的使命已经完成，我手中已经有一串长长的签名时，群众仍不愿离去。许多人担心我会被当局暗算，始终跟随我，要护送我回家，一直走了很远。后来在我反复劝说之下，他们才一一散去。这一活动，如同逆水行舟，是在硬顶着公安当局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下取得成功的，因而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士气。大家总结经验，预测未来，深感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

   当晚，我正庆幸自已竟意外平安地回到宿舍，觉得很累、很乏，全身松懈，正想好好休息，不料张霄旭携同其母满脸忧郁地来到我处。原来霄旭当晚离家出走后，其父母即派霄旭的弟妹到广场查看，因此霄旭在广场的表现，更令其父母愤怒，于是便强行要与霄旭到我处，当着他母亲的面表示退出学社。由此可见，学社成员是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前行的。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更令大家难以抵御。当时霄旭一面向我表示退出学社，一面向我示眼色。我内心阵阵酸楚，但十分理解霄旭，也理解他母亲。我对霄旭母亲说，我也有老母，也很担心我，我理解做母亲的心情。学社成员来去自由，不必得到谁的批准。两天后，我接到霄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信中诉说了当局给他家造成的压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但他坚定地表示他“永远属于组织”。我看完他的信热泪盈眶。他的坚定与执着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忠孝难两全”的心境令我仰面浩叹！这封信一直为我珍藏至今，每每读来潸然泪下。就是这样一位品质高尚的青年，竟因“6．4”发表演讲，被重判15年。共产党人当年也是在追求民主、追求正义，可为什么取得政权后就对这样一些继续追求民主、正义的赤诚青年赶尽杀绝？正可谓“千古功罪谁人评说？”

   六，走向中世纪矣谒审判所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荒唐形式，将全国民主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作交待。而且他们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全国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各地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青岛民主志友学社也无法公开活动。它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已成为人们的悬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81年“4．5”运动纪念日。

   “4．5”之前，我在思考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信息，以证明志友学社仍然存在，并将坚持下去。“4．5”纪念日的到来，猛然启示了我。于是我找来张一米长的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这样的诗句：“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当晚我与邢大昆一起，在大字牌周围扎了一圈纸花，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天不亮，我俩就把这个大型花圈运到青岛烈士陵园──湛山寺。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志友学社仍在活动，特意登上陵园前的一座青砖六角塔，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高悬的花圈。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谁知我刚回到宿舍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了。

   记得那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当时四方业校金又新校长深知时局严峻，又几天没有看到我，便托诗人栾新建来宿舍找我，传话让我注意安全。我们约计谈了半小时，新建即离去。其实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宿舍所在的马路两口已经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整个大楼，楼下竟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影机在内的多辆公安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包括上夜班工作的也不行。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逮捕证和搜查证。当时我是单身，单住一间宿舍，屋内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便满是书籍。再是墙上有我用大毛笔题写的王安石“三不足”格外醒目，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一个年轻的武警看了看，操着浓浓的乡音说：“还想变天？是不是要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遭二差罪，让地主老财再回来。”我斜视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真是哭笑不得。这就是共产党人打天下、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当晚，公安当局要提审我，所以找来居委会主任和我们同宿舍的邻居见证，搜查我的家。但我声明谁也不信任，一定要亲自监场，以便对他们搜去哪些证据心里有数。谁知他们对我仅有6、7平方米的小屋，足足搜查了一夜，而我一直蹲在屋角，静静地看着他们，脑里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　　　　　　　　　　　　我去了　　　　　　　　　　　　　││　　　　　　　　　　　　　　　　　　　　　　　　　　　　││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　││　涂抹着沈积的风。　　　　　　　　　　　　　　　　　　　││　　　马路像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　││　是一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走来了“上帝”　││　发给的“请贴”。于是，黑洞口下快节奏地查抄，像秋风在　││　翻弄树叶。　　　　　　　　　　　　　　　　　　　　　　││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　││　的幽默。　　　　　　　　　　　　　　　　　　　　　　　││　　　闪亮的镣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　││　的木刻。　　　　　　　　　　　　　　　　　　　　　　　││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　││　中世纪矣谒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

   天刚破晓，我就在灰蒙蒙的晨雾中被押上囚车。当我踏进青岛常州路看守所那沈沈的铁门时，一条狭长、阴森的走道迎面展来。在我看来，那是一条通往中世纪矣谒审判所的时间隧道。在那条隧道的出口处，我看到了我的战友──邢大昆，他已被审讯了一夜，正被从审讯室押回牢房。其实当晚青岛公安当局拘捕了我与孙维邦，拘留了邢大昆，并传讯了10多名学社骨干成员。民主墙时期的青岛民主运动，同全国民运一样，在中共当局的铁窗镣铐之下，暂时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