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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二：甄别与反甄别(３)
穆正新
第三章 “强迫刺字”的真相
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等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后来被中共正式宣告为诬陷。象这样的大型撒谎，本来是很难使１９６０-７０年代的中国人相信的。但是这个罪名经过那时的全国媒体宣传了没几天，中国人民就深信不疑了。那以后的１０年里，如果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反而会被认为是“造谣”。现代谎言的成功并未脱离古老的“三人成市虎”原理。却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报纸、电台、书籍教材等现代化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其效果就成千上万倍地显著。关于“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强迫刺字”的谎言，也是这样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当然，无论古今，任何谎言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不知情。一旦民众有机会恢复知情权时，谎言的基础就要动摇。关于志愿军战俘的种种谎言也是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被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
一、刺字的起始
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刺字，始于１９５１年秋。是战俘们在发觉自己面临被强行遣返命运时采取的自救措施。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投降或者被俘的动机，主要的是逃亡，还有的就是想投靠联军。中国历代军队相当依赖“招降纳叛”来扩充自己。因此传统的中国军人习惯了倒戈易帜，视反水换山头为“兵家常事”。中共的开国将领中，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都有易帜两次以上的纪录。如朱德的履历，始自清军，继易帜于军阀之间，后转战于国共两边，经Ｎ次变换后才落户于共军。朝鲜战场上大批志愿军官兵本身就有从国民党军被“改造”为解放军的经历。很多志愿军战俘们想当然地以为联军也喜欢招降纳叛。他们满怀“投诚”、“起义”一类的信念来到联军一方。完全没有料到联军居然不收编他们。不仅如此，还打算把他们遣返回去。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不安。
板门店谈判事关战俘们的命运，营区的战俘们很认真地从广播里听取每一点滴的有关消息。共方谈判代表多次声明断然拒绝自愿遣返原则。营区的共产党组织密切配合宣传“归根到底，战俘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的决然论点。而联军方面的举棋不定态度则加重了反共战俘的失望与恐慌。被强迫遣返的前景笼罩着他们，他们急于想办法自救。而借助国际舆论传达自己心声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措施。釜山、巨济岛等地的战俘营是相当开放的。各国记者、国际组织、还有些学术机构等经常访问战俘营。两派战俘都利用这种开放性伸张自己的主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也想借刺字这种活动发出比较强烈的信号去唤起各国的关注。战俘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顿时发现没有回台的绝对把握！这是实情，但也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官阶较高的国军军官，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他们确实起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用，确信化被动为主动，必须积极争取，一切「操之在我」。与此同时，深怕日久生变，对我们更为不利。为了说服联军坚持「志愿遣俘原则」的立场，我们须有突破性的作法，和缔造新形势的野心。故须鼓动风潮，造成声势，已是全体弟兄奋斗的不二法门。
于是乃有效法岳飞刺字之议，自从聂安云、吴建生等五人开始刺字以后，大家便不约而同的急起直追，瞬间风行起来！所谓「刺字」（又名刺青），即是在手臂、胸前或后背，先用墨水画成图画或书写中英文后，然后用普通「针」，按照字迹或图形，用力把针扎进肉里去。既无消毒，亦末注射麻醉药物，就不用说有多疼了！除少数人有免疫功能外，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要承受红肿和发炎的后遗症。还有少数人在刺字处不但发了炎，同时化了脓。所幸战俘营医药设备不错，全没有造成大碍。”
这就是刺字的起始。它是处在前途渺茫且十分无助境况下的战俘们自发的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美军的命令”，“台湾的指示”等等。当然，中共若承认这个事实的话就等于承认它自己不得人心。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别的说法来解释。共产党总是把背弃自己的人说成“极少数”。如果整个事情暴露在国际场合下，没有办法说成“极少数”时，就改说当事人都是“被迫的”。实事求是说，甄别前战俘营区情况比较混乱。七、八千人关在一起，两派人员混杂争斗。这些争斗有时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酷刑折磨与凶杀的事件并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个别强迫刺字的案例是可能的。但声称“大批”或者“很多人”遭到强迫刺字，则明显违背了事实。只要对营区的基本情况知道略多些，所谓“很多志愿军战俘遭到强迫刺字”的谣言就会不攻而破。
二、拒绝刺字并无困难。
一个使得“强迫战俘刺字”难以成立的事实就是亲共的红色战俘们很容易脱离反共营区。我们知道，搞任何强迫性活动，首先要能够将被强迫的对象牢牢控制住，强迫才有可能实现。假设中国的劳改犯们一不高兴就能卷起铺盖回家去，请问共产党还怎么对犯人进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当年战俘营里红色战俘们可以随时抬脚走人，直奔“小延安”里去。请问反共组织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搞“强迫刺字”？而当年战俘营区里恰恰就是这种情况。联军的管理措施很有利于红色战俘离开反共营区，却不利于反共战俘离开共产党控制的营区。这些事实不但被各国记者报道过，被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观察过，也得到归国志愿军战俘们间接证实。
当年在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处采访的记者曾报道过，联军对亲共和反共战俘营的警戒措施是很不同的。由于亲共战俘营区战俘逃跑或者制造骚乱事件的倾向性较大。所以联军对亲共战俘营区的防范也十分严密。亲共营区不但有多层高大铁丝网，周围的沙包堡垒岗楼等工事也特别多。而反共战俘营区的警戒措施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６日，合众社记者报道了釜山附近一个关押着一万多名反共战俘的营区的情况。他发现营区周围竟没有联军的岗哨。而营区的铁丝网只有一层，两英尺多（不到一米）高。战俘们穿的都是美军的战斗皮鞋。任何人可以轻易地踩着铁丝网跨出去。该记者问营区司令官说“如果战俘要逃跑你怎么办？”那司令官爽快地回答说：我就站在这里分发糖果给他们送行，祝他们好运。联军知道反共战俘们无意逃跑或搞营区暴动。因此懒得花功夫去看管他们。试问在这样的营区里生活的红色战俘，要离开它能有多大困难？如果他们本人当面向联军监管当局说明愿意回国的意向，当即就会被转去红色阵营。
当然，并非每个反共战俘营都放任到这种程度。然而联军监管当局对反共战俘营区的开放性是处处可见的。红色战俘仍有很多机会可轻松离开反共营区。比如，反共志愿军战俘在营区周围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养牛放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联军并不禁止，也不担心他们逃走。还有，战俘外出劳务的时机会也很好。战俘营关押着十几万人，相当于小县的人口。每天都有大量的生活物资需要搬运仓储分发；营区及其周围的房屋、道路、供水供电和其他设备也需要建设和维修。各营区战俘几乎天天都要外出干劳务。联军对外出劳务战俘的监管很松。而对反共战俘们更是放任。往往不派卫兵跟随。战俘们在外自由活动的空间相当大，有些战俘趁机东遛西逛干自己的事，甚至去嫖妓。
这是真情。拥有十几万青壮男性的战俘营区一度成为韩国最热络的卖淫市场之一。别看战俘们是囚徒，他们手头拥有的“嫖资”还是很可观的。联军基本上比照美军士兵的标准给战俘们发放食品、服装和日用品。比如香烟，每人每天十支，跟美军士兵一样。而香烟、罐头、衣服、鞋帽、洗漱剃须用具等等是战争时期十分紧缺的物资，用作嫖资很合适。有些战俘还用自己收成的庄稼以及牲畜家禽等向当地民众换取了现金。战俘们可观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批妓女来到战俘营周围安营扎寨。韩国警方１９５２年５月的一次扫荡行动就从巨济岛战俘营周围移走７００余名妓女。如果战俘营象中共报纸描绘的那般森严的话，这种“娼盛”现象根本无法出现。
联军当局对两派战俘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战俘难以逃出共产党控制区，却很容易从反共阵营转往共产党阵营。就如同大陆人很难逃往香港，而港人很容易“逃”入大陆一样。联军当局一直致力于隔离两派战俘。因为营区两派战俘混居频频造成冲突伤亡事件，给共产党提供了抹黑联军的宣传借口。联军当局巴不得尽快将两派战俘彻底分离开。任何红色战俘，只要本人向联军当局说明自己的意愿，都会被尽快地送往亲共营区。身处反共战俘营区的红色志愿军战俘想转往“小延安”并没有什么障碍，只看自己有没有意愿而已。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红色战俘们被“强行”扣押在反共营区遭受“强迫刺字”，而是许多红色战俘们故意不走，坚持要留在“敌占区”。
三、人民日报瞎编战俘营的情况
中共曾经下功夫去编造战俘营的阴森可怖景象。现在这些粗糙离奇的瞎编已成了关于“强迫志愿军战俘刺字”谎言的有力佐证。人们可以拿着这些文章问中共，如果当初你们不打算蒙人的话，为什么要瞎编这些东西？请看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６日一篇文章对巨济岛战俘营区的描绘：
“这些集中营都设置在空旷地上，周围有六道通有电流的高大铁丝网，铁丝网内外碉堡林立，四周站满了持枪实弹的美国兵，并经常有坦克、装甲车往返巡逻，戒备极其森严。入夜，敌人巨大的探照灯在我方被俘人员住的帐篷上来回照射，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军用狼犬发出骇人的嚎叫。在铁丝网内还密布着许多敌人的警备队员，我方被俘人员不得随便走动一步。到处都可以听到酷刑下的惨叫和呻吟，每个被俘人员随时都可以被拉出去秘密讯问。恐怖笼罩着这个小岛。”
这位人民日报记者很可能连战俘营的照片也没有见过。所以才能这样地纯靠想象力去编造。反正党重视的是宣传效果，并不在乎事实。该记者白纸黑字写下的这些东西，不但与当年各国记者的采访报道以及照片资料严重不符，也与从战俘营归来的志愿军战俘们的回忆相矛盾。
现在国内关于战俘营情况最详尽的回忆资料集就是《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该书由数十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参加撰写，可能征询汇集了数百战俘的回忆。该书编委会在书的第３页上这样形容战俘营：“战俘营场是用双层带刺铁丝网围成，四周设有岗楼，配以电话、机枪及探照灯，由美国士兵或南朝鲜军人担任固定岗哨或日夜巡逻。”
志愿军战俘见到的是“双层带刺铁丝网”，而人民日报记者给写成了“六道”。且不知该记者从何处得知铁丝网“通有电流”。许多在营区拍摄的照片显示那些铁丝网并非电网。战俘们经常在铁丝网旁边活动，还在上面悬挂各种标语和图片等。归国志愿军战俘提到他们曾利用铁丝网办画展。孙振冠的回忆中提到一些战俘“扑在铁丝网上，含泪眼看着我们”的情景。还有归国志愿军战俘回忆起“叛徒”或者自己人翻爬铁丝，或逃跑或送信的事。如果铁丝网“通有电流”的话，谁敢这样做？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东西的时候，张泽石孙振冠们已经回到共方了。记者恐怕没有和当事人交谈过就下笔写文章。可见那时中共的造假活动怎样地忽略“质量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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