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听加拿大广播电台播放中国传统音乐。主持人介绍一首“古老的二胡曲”，他在介绍琴师的简历以及该曲流行于中国南方等情况后说：各位一定不会想到，这支古曲有一个相当现代的名子：Farewell to the Red Army。正困惑这是哪一首中国古曲的时候，琴声响了。原来是《十送红军》。不是古曲本来有一个现代名称，而是古曲被现代政权“征用”后失去了本来的曲名。其他国家的人不太熟悉这种事情。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成千上万个优秀民族艺术遗产被权力强行占有的案例中的一个。

   《东方红》是更加著名的另一例。根据戴晴女士写的《东方红始末》一文，这首流传不知多少世纪的信天游曲子在被共产党占有之前的民间版本是《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它先是被八路军征用：“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以后还被用于其它的军事或政治工作上。自从被献给最高领袖以后，“妾身即分明”。其他版本从此无疾而终。

   共产党强行把民间艺术占为己用的实践有两个特点：

   一是独占性。本来，民歌曲调优美动听脍炙人口，填上自己的词唱唱是很正常的。反正是民族的共同遗产，你可以利用我也可以利用。千百年来一直是这样。但共产党的做法却是不由分说强行独占。好歌好曲一旦被共产党看上后就要专门用于为他们服务。就要采取措施禁用民间原来的唱词和曲名。久而久之千年古曲就成了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歌曲”。中华历史被割断，民族遗产被绑架。例如《十送红军》的曲子，究竟原来叫什么，已经不容易知道了。

   独占性还分次序，领袖必须优先。好歌好曲一旦被用于歌颂领袖，包括“革命”版本在内其他唱法统统废止。《芝麻油》被唱成《东方红》后，《骑白马》就不再唱了。《浏阳河》目前是老毛独占，而《绣金匾》则是由若干领袖“集体所有”。毛周那一代里，领袖们不但占用现有民歌古曲，还动用专业队伍编制很多革命“民歌”以供己用。有些不够领袖级别的高级干部有时也沾点光。比如《南泥湾》唱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就成了该旅旅长王震的保留节目。后来这位“震亲王”出巡时总有地方官员专门组织演唱这首歌以讨他的欢心。

   这种独占性和权力有关，权力不稳会导致独占失败。1976年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期间，著名民歌手郭兰英改了山西民歌《交城山》里的词，把它唱给华主席：“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Ei Ei Ei，游击队里有咱们底华政委...”。幸而华主席执政不顺，提早下去了。《交城山》得免遭独占，复员回到了民间。如果华主席一直英明到今天的话，大家就别想从《交城山》里听到山药蛋了。

   二是多变性。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什么任务编什么曲。因为政治斗争多变，导致歌曲也有多种唱法。今天用的唱词在今天的政治上是正确的。明天就要按明天的标准改词重来。革命“民”歌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一样，谁也搞不清有多少种自相矛盾的版本。我听过八路军编的歌颂蒋介石的歌曲。用的是如今仍然在唱的陕北“民”歌《闹新春》那个曲。该曲目前官准的词是：“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出了村。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而我在抗日根据地乡下听到有老太太这样唱：“抗一（日）点将头一名呀，蒋委员长银银（人人）敬...”。村里众大妈证实这是当年八路教唱的。还不止老蒋，那歌接着往下“点将”时还歌颂了颇多党国要人，比如阎锡山什么的，当然也有朱德、聂荣臻等。只是没提毛泽东。这和当年八路的政策有关。那时的八路并不愿意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他们更强调“我们是蒋主席统帅的国军”。因为“蒋主席”和“国军”的牌子能帮助八路从各地政府和民众那里取得给养。而老毛的牌子不行。多提“共党毛主席”反倒会使八路被人“打入另册”从而影响到饷银粮草的收入。延安的文艺战士们是否编演过“敬祝蒋主席万寿无疆”或者“重庆的金山上”等革命“民”歌。尚不得而知。如果有，当不属意外。毛主席还亲自到重庆喊过两嗓子“蒋主席万岁！”呢。

   歌颂老毛的曲子，还要根据他的生命状态改词。在老毛死后，所有包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句子的歌曲都面临了这样的尴尬。

   使民间艺术沦为专伺权贵的奴婢，把本属于全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占为己有，这是共产制度下“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实质上是掌权者的一种窃国肥己行为。共产制度是一种特权独占制度。强者掌权以后，要把其统治区域内的一切资源占为己用，包括有形的人力、人命和物质财富，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间万物，为王所用。观察中外其他政党，只有个别全球公认的丑类喜欢这样搞。目前类似的造神运动仍然在朝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看看眼前小金，就知道老毛是什么玩意儿了。

   借着政权的强制力量和手通国库的便利，这种搞法可以造成非常显赫的效果。毛的光辉形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类大规模的强权加公款的造神实践。毛威望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不会唱《东方红》属于“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时的哑巴也要设法唱这首歌。官方有种统一的说法：说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实际上当局通过反复宣传这个说法以促成民间遵守这个“惯例”。那时很多父母的确认认真真地这样做了，以示自己对老毛的“三忠于四无限”。

   尽管老毛是共产党的基石，他的权威依然受到现政权的全力保护。但是现在的中国还有几人愿意对着婴儿唱《东方红》？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语录歌”很快成为大众戏谑开心的对象。唱颂歌的歌手几年来越发不受民众的尊重。当年郭兰英唱《绣金匾》时还得了个满堂彩。后来的《交城山》就变成了倒彩。她本人声望亦受打击，有一回在天津演唱时遭到起哄，气得罢场而去。宋祖英则是最近的受害者。以江戏那90多公斤肥肉，宋小姐绝不可能和他“有一腿”。这类离奇恶毒的谣言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以曲颂君主”现象的鄙弃。《东方红》现象已经划上休止符。今后不可能再有别的领袖去干此等蠢事。

   老毛有句话说得很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他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的幼稚可笑在于他看了历史后尽学古代帝王丑恶愚蠢的地方。他大概以为他权大无比，所以前辈帝王干不成的事到他这里一定可以干成。实际上他仍然是重蹈覆辙，仍然想用区区的政治权威去挑战历史。挑战的结果证明《东方红》无可避免地属于愚蠢之举。别看他毛泽东曾经闹得惊天动地。在历史长河中他那点动静只是一碟小菜。和当年秦始皇那碟小菜差不多。听说秦始皇当年东巡探仙途中，所过之处也是丰碑如林颂歌如潮，动静不可谓不大。从阿房宫里“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的记录来看，那时吃皇粮而专心为皇上创作的“皇的文艺工作者”阵容一定很可观，作品也一定很辉煌。说不定搞出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咸阳红”、“始皇颂”、“荡六合”什么的。但是后来这些作品留传下来了吗？没有。一件也没有。廉价的阿谀品总是短命的。历史留下来的只是对暴君的嘲讽和鞭挞。“黔首不愚尔独愚”。毛泽东不过是另一个愚夫。他的《东方红》能熬过《芝麻油》吗？这问题的答案是：如果癞蛤蟆能吃上天鹅肉的话。

   戴晴说得极是：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