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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柯和贵跟着邢百炼乘轿车来到邢百炼家。邢百炼的爱人卢爱新在院门口迎接。卢爱新是柯和贵、邢百炼初中时下一届的同学,是有名的长辫子校花。 卢爱新见到柯和贵,高兴地叫喊:“老夫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和风呀。你夫妇造了这风和如丽的景象,我能不来吗?”柯和贵笑着说。 柯和贵进了院门,欣赏起这庭院。院内,当中一条闪着各种光泽的水磨石路,路旁有整齐的女贞树,两侧有葡萄架对称着,架上一片葱绿,架下掉着串串青葡萄,地上有仿樟树蔸的造型的圆桌、圆凳,两角有扇形菜畦,长着青菜,沿院墙放了一圈花草瓦钵。院子的设计和景色表现出主人的性格:有经济价值、娱乐价值、观赏价值。那房子小巧玲珑,共三层,顶上有个八角凉亭,大门前两根顶天圆柱,弧形大门洞,红色屋脊,蓝色檩椽,青色琉璃筒瓦、褚色墙壁,大红圆柱,白玉栏杆,灰色门贴,有中西建筑艺术相结合的风格,表现了主人开放开朗、不拘一格的色调。进了客厅,绿茵茵地毯,蓝天白云的雕顶,迎面墙上一副“八仙过海”中堂画,一副对联: 蓬莱风景云海中 八仙神通波浪里 真是画如其人,文如其人。 柯和贵坐在客厅的一张茶几后的沙发上。卢爱新摆出瓜子、花生,泡了一杯龙井茶,削了一个雪梨给柯和贵。邢百炼丢给柯和贵一包“红塔山”香烟。 “今天老同学聊天,不见任何客人。你去弄点菜,精一点,少一点。”邢百炼对卢爱新说。 “弄菜的事,晶晶放假在家,吩咐她去做。我也是同学,参加聊聊。”卢爱新说。 “是的,男女平等呀。”柯和贵笑着说。 在闲聊中,柯和贵知道了邢百炼有两男一女,邢百炼夫妇和两个儿子在自家的“百炼铝厂”工作,大儿子曾到南昌航院委培过,二儿子在大学未毕业,女儿在读县技校。 聊了家庭琐碎,就聊个人所经的事。邢百炼一个人包场,滔滔不绝起来。 “那时毛主席搞什么三线建设,把一些重型企业、保密铝厂迁到山区,永安县就建设起一个石佛工业区。改革开放了,石佛工业区的领导和工人闹着回省城,一窝蜂似地飞了,丢下七亿五千万元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国家又花了八个亿在省城建厂安置回城领导和工人。永安县捡了个大便宜,只花五千元就买下了石佛工业区。国家纯亏了十五个亿。”邢百炼说到这里,叹息着:“最大的浪费是盲目搞基础建设。”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了。三米五一块的预制板,每块只六元,我买了八十块,做了一栋房子。按现在的价算,我赚了四千多元。”柯和贵说。 “那是守厂人偷卖给你的。你也偷盗国家财产,不是清白人了。”邢百炼笑着说。他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永安县党委是群草包官僚,得了这笔大财富,却不派人去看守,让当地农民偷格子门框,撤砖下瓦,盗机械零件当废铁买,弄得建筑物破烂不堪,机器变成废铁。他们又不懂生产,不会利用现成的设备厂房办厂,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机附厂办麻纺厂、家具厂,用量具厂办麻袋厂,乱撤建,乱打洞,把原有的机器抛到露天场锈烂,七亿五千万元的石佛山区值不上一亿元了。幸亏永安县有个企业天才,叫邢百灵,看着这大浪费心疼,就毛遂自荐,去当铝厂厂长,只花了六十元换个牌子,改石佛工业区铝厂为永安铝厂,保住了铝厂的厂房和设备。” “你就当上了永安铝厂第一任厂长了么?”柯和贵问。 “我去把铝厂弄妥时,县委并没有封我为厂长,把‘土改’式老革命的政法委书记瞿思危任为厂长,给我一个供销科长的职务。” “那是信不过你,担心你当了厂长,县委捞不到油水。”柯和贵说。 “你分析准了。我当供销科长,却供不赢,销不动。县财政、银行只好不断输血,职工只好不断集资,快两年了,搞得七零八落,人心涣散,工资发不出,亏了七千多万元,资不抵债了。”邢百炼说,“头上无人不做官。我高中同学乐学博,有个财政大学的同学当了副省长,到永安县来巡察工作,就提拔他当了县纪委主任,他又反复向刘耀武、陈继烈推荐我当了铝厂厂长,调瞿思危去当县政协主席。不是吹牛,我一上任,不到两年时间,产品对路,扭亏为盈,还清了七千多万元债务,第三年盈利五千三百万元。” “铝厂变成了一个全省百强企业原来是你搞你。那大名鼎鼎的邢似锦厂长就是你吗?”柯和贵说。 “对。”邢百炼说,“铝厂变成了一块肥肉,可热闹了。刘耀武、陈继烈亲自来厂指导工作,召开庆祝大会,上级领导巡视,带外单位参观,带大批记者采访。陈继烈在第一次来厂时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地说:‘邢厂长,你那名字老是在原处锻炼,与‘发展是硬道理’有些不符合。铝厂前程似锦,你个人前途似锦,就叫邢似锦吧。’县太爷金口玉言,我的名字就被改过来了。后来,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都是邢似锦。那些写条子、打电话开后门的和上门要捐献的都叫我邢似锦。” “人怕出名猪怕壮。你要被人宰了。”柯和贵笑着说。 “你言中了。”邢百炼说,“我被接待、会议、谈话、开后门等几条粗绳又捆住了,没时间去管理铝厂了。开后门进厂的职工一下子进了九百多人。我可没有你那么多的书呆气,也乘机把我内弟、侄儿、侄女、表侄拉进九个,占了开后门的九分之一。还把我大儿子以铝厂名义送到南昌航空学院读委培生。” 邢百炼说罢哈哈大笑,卢爱新笑了,我也笑了。 “四面八方的吸管都伸进来了,七要八要,死讨硬要。有个中国残联来的人自称邓朴方派来的,硬要去五百万元。到了第四年,铝厂亏了一千二百多万元。为了发足工资和奖金,我向银行贷了五千万元。……” “开饭啰。”晶晶在喊。 一只水蒸鳖鱼,一盘螃蟹,一盘炒藕丝,一盘青椒瘦肉,一盘牛肉片,一碟花生,摆了一桌。卢爱新拿出一瓶孔府宴白酒。柯和贵说不喝酒,邢百炼说喝酒有益有害,少喝活血,喝醉成毒。在劝来劝去,柯和贵与邢百炼、卢爱新各喝了一杯,喝得满脸通红,额头泌汗。邢百炼独自喝了半瓶。酒足饭饱后,餐桌撤去,谈话又起。 “入他娘的!刘耀武、陈继烈都是乌龟王八蛋!”邢百炼酒后说话劲头更足了,大声叫骂。 卢爱新向门口瞥了瞥,起身走到大门外,又转回来,叮嘱邢百炼不要乱说话。 “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闭嘴的痛苦受够了,还成了习惯。”邢百炼声音小了好些,说,“你柯和贵不是乱说乱写,早就当总理了。” “我即使沉默寡言,也不是当官的料。如果实行民选,我就参加总理竞选。”柯和贵笑着说。 “我向银行贷了五千万元,总算度过了第四年,计划第五年产值翻番。到元旦,刘耀武、陈继烈指令我要办外向型企业,到国外去考察学习;扩大生产规模,到海南开分厂,到深圳建五星级宾馆,与华侨、外商联系。刘、陈二人亲自到铝厂召开展望明年大会,要我作元旦献词。我就作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铝厂胜利了,是刘书记、陈县长直接领导具体指示的结果。展望新的一年,铝厂前程似锦,灿烂辉煌。我们将遵照刘书记、陈县长的指示,将铝厂生产规模扩大一倍,职工增加至三千人,产值翻两番,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到国外考察,到南海开分厂,到深圳建宾馆,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上交财税两千万元,成为全省十强企业。广大党员们、干部们、工人们,努力吧!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邢百炼扬起右手,眼望前方,唾液喷出老远,声音高吭,好象真的在职工元旦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致祝词。 “你发酒疯啦!声音放小一点。”卢爱新说着,又走出大门张望。 “这话不会惹祸。”柯和贵说,“有意思,说吧。” “你看,这牛皮吹得够大吧,这马屁拍得够响吧。”邢百炼打了个酒嗝,喝了口茶,压低声音说,“我开始组织外出考察小组了。我自己不去,共摸出七人,总工程师余辉任组长,生产管理厂长方雄任副组长,到日本考察铝业生产、管理、销售情况,规定开支不能超过十万元。这时,陈县长打来电话,说为了便于党的现场领导,让刘书记任考察团名誉团长,刘书记的饮食起居,他爱人熟悉,一起去。我连忙答应了五、六个‘好’字。我听到了陈县长的弦外之音,为了县政府的现场领导,陈县长应该去,陈县长的饮食起居,他爱人熟悉,一起去。我就重新组织人员。刘书记又来电话指示:陈县长的儿子陈新科在省工学院学习经营管理,思想好,学习好,是铝厂委培生,正在实习阶段,让他随团出国学习,将来好回厂工作。我放下电话,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小声臭骂起来。但我马上警告自己:要冷静,不能激愤,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反党判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让自己平静下来,顺着刘书记、陈县长的思路仔细想下去:呀,好险!刘书记的外甥占建新也是铝厂委培生,在重庆建院学习,应该去。我的同学乐博学是铝厂主管单位领导,也应该去,乐博学的爱人是副厂长也应去。原铝厂厂长瞿思危是老革命,也应去。我是厂长,也应去。我爱人是厂妇联主任,为了调动女工积极性,也应该去。外加请翻译三人、财务一人、医生一人、护士一人、后勤两人,共二十人。考察组改为考察团,刘书记为团长,陈书记为副团长,我和余辉、方雄为团长助理。我把考察团的组成名单交给县党委审查,通过了。考察团出发了,经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埃及、南非、德国、巴基斯亚、俄罗斯,回到哈尔滨、北京,返回铝厂。共四十一天,花了一千七百多万元,什么也没考察学习,旅游一大圈,饱赏了异国风光,购买了一大堆异国货物。” “独裁制度可憎!枉花民众血汗钱。”柯和贵愤慨地说。 “吃喝玩乐算什么?最大的浪费在建形象工程、瞎指挥。”邢百炼说,“过了春节,刘书记、陈县长又去海南、深圳考察,建分厂和五星级宾馆。回厂后,两人又亲自组建铝厂扩建工程领导小组,陈继烈为名誉组长,陈新科、占建新为副组长,陈新科负责建南海分厂,占建新负责建深圳五星级宾馆。我被夹在中间,只管签字同意,拔款。刘、陈两人亲自召开建行、工商行、农行、中行行长会议,指令拔给铝厂两亿元贷款。” “我怎么至今没听说有海南分厂和深圳永安宾馆呢?”柯和贵问。 “如果那两个工程成功了,我今天还有空闲与你聊天吗?”邢百炼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入他娘的!我预测到铝厂的灭顶之灾要来了,在别人争着钻进铝厂时,我连忙将自己的亲人分散到其它单位和厂矿企业去。过了八个月,陈新科、占建新耍足了街内威风溜回铝厂了,两处工程都泡汤了,铝厂一下子背了两亿的债。我这个‘乐天神仙’乐不起来了,痛哭了。我痛定思痛,为了铝厂的生存,为了职工的生存。我再不能圆滑随和了,要抗争,要形使厂长权力。我找余辉、方雄商量,根据党中央‘党政分开、政企分家’的新政策,作出了挽救铝厂的两个决策:第一,尽快变卖海南、深圳两处工程,挽回部分损失;第二,辞退新进厂的一千五百名临时职工,每人发六个月的基本工资,还给集资款。风声很快传到县委去了。刘、陈二人找我谈话。陈县长说:‘老邢,这样大的事,你甩开党的领导,自作主张,性质严重嘛。铝厂是国营企业,不是你的私人家当嘛。’刘书记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共产党人宁可陈亡,决不后退。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把你那两个反党决策收回去!’我当时气诈了肺,但没有分辨,就回厂了。我又找余辉、方雄商量。我说:‘入他娘的!那两个老混官捞足了,还死要面子,不顾工厂和工人的死活了。老子这一次,宁可亡党,决不亡厂,决不亡工人,要顶到底,顶到牢里去才罢休!’余辉、方雄表示愿与我风雨同舟。我就分派方雄主持全厂工作,我和余辉分别带两个小组去海南、深圳变卖工程。两个工厂虽然亏了九千万元,却被我们收回了一亿一千万元。我还了银行五千万元,准备拿四千万元给被辞退的临时还集贷款和工资,两千万元起动铝厂生产。我开始抓辞退临时工工作时,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陈新科组织一批工人到县委大院静坐,给我列了十大罪状,把出国考察、到南海、深圳搞工程帐都算到了我的头上。接着,占建新又带一批工人到县政府大院静坐。静坐抗议的工人高喊:‘我们要工作,要吃饭!’‘还我工厂!’‘打倒工贼邢似锦!’‘打倒资本家邢似锦!’‘誓死保卫国营企业!’刘耀物书记对全体静坐的工人慷慨陈词:‘你们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要求是合理的。铝厂是党的企业,是工人阶级的企业,谁要是胆敢改变铝厂的性质,使工人失业,我就带领工人去砸烂谁的狗头!’陈继烈接见工人代表说:‘有党在,就有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我立即派调查组去查实处理问题。’陈新科、占建新成了工人阶级的领袖了,刘耀武成了工人阶级的大救星了,我成了叛徒、工贼、内奸、万恶的资本家了。我感到真的要‘亡我’了,又感到在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前恐惧了。我被他们当阶级敌人打倒而‘亡我’实在划不来。我就重新调整思维,决定不‘亡我’,要‘自保’。柯和贵,你说说我该怎样避免‘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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