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解放仍躺在床上思考柯天任问题。

   平心而论，解放每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是先公后私的。他首先要排除私心杂念，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再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判断。他在处理尹苦海和地主分子赵月英结婚问题上，认为尹苦海说的理合乎辩证法和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原则，就批准了。他在反右倾时，处理李信群与尹苦海观点分歧问题，认为李信群说的辩证法能联系时局实际，尹苦海说的违背时局，就划了尹苦海的右倾。在处理李得红刮“五风”问题时，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既不因与李得红是战友而包庇，也不因李得红曾反对过自己而泄私愤，给予了李得红应有的处分。在镇压恶霸尹安定和匪徒柯丹青时，他是按党的“清匪反霸”政策办事，并无个人求表现的思想。他不像尹苦海那样有资产阶级“人性论”，也不像瞿思危、陈继烈那样挟私仇、图虚荣。就这方面来说，解放称得上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立场坚定的、组织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干部，是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

   现在，解放对柯天任问题，也是按这个思维方式来思考。他先把柯天任给他黄金和鄢艳跟他睡觉的私事放在一边，单纯来分析判断柯天任是功大还是过大，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分子，是犯错误的好同志还是犯罪分子。解放从“专案组”成员陈忠于那里获得了“专案组”给柯天任定罪的八大罪证：一是制造“东湖村冤案”，二是从沿海市场信息携回巨款买官，三是花费巨款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四是镇压罗骆驼时贪了大量钱财，五是引外资办冶炼厂被邓志强骗了巨款，六是逼迫个体商户捐赠而破坏了市场经济，七是强奸褚真红并受贿二万元，八是造假发票两张贪污三万元。解放对这八大问题进行一一分析判断：一，东湖村的张志成曾被开除公职，对党有仇恨，蒋中猛也因没被推荐上学，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两人煽动村民抗税，殴打征收革命干部，应是反革命抗税暴乱。柯天任及时镇压，立场坚定，看得准，这是正确的。二，柯天任在沿海市做生意发了财，并没有在本地剥削、诈骗人民群众。发了财，带回家乡，无私捐赠，没有行贿。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报道了。这是热爱人民，热爱家乡。至于花点钱去看望老领导，这是人之常情。不是行贿。这说明柯天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爱党。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三，罗骆驼是反革命黑社会组织头子，劫钞车，买枪支，准备发动反革命叛乱。柯天任不徇私情，采取果断行动，一举消灭了罗骆驼，挽回了亿元损失，保卫了无产阶级政权，为革命立了大功。即使柯天任人中占了点物品，也是奖励，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四，在引资时，县工商银行被骗走了巨款，柯天任自己没得一分钱，发现问题，就向党组织汇报，并派人追查，为党保密。作得对呀，有什么罪过？五，遇到大水灾，为民困难，柯天任捐款，还亲自下村帮灾民重建家园。个体商户趁机发灾民财，柯天任要他们捐款赈灾，阶级爱憎分明嘛，有什么过错？六，褚真红的丈夫、父亲都是反革命分子，被判刑，褚真红当然对破案人柯天任怀有仇恨，她的话能信吗？褚真红想勾引柯天任，拉柯天任下水，没有成功，现在反咬一口，这才是事实。七，修建烈士陵园和墓碑，这不但没错，反而说明柯天任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完全正确。八，柯天任是“青天”，并无其他贪占行为，经济拮据，报销两张发票属正常现象。就算是有错，但不是犯罪，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解放得出结论：柯天任是个九分功劳，一分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如果把柯天任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罪犯，那么全体领导干部不都成了罪犯么？”解放愤怒了，“‘专案组’的立场站到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那边去了，不要党组织原则了，学起封建巡抚微服私访的官僚作风了。在颠倒是非！”解放又把思维扩开：“中央有问题，右派掌权了，那个朱镕基就是五七年的大右派分子。他妈的！反腐败就是朱镕基搞起来的。”

   解放越想越感到真理在自己手里，越想阶级仇恨越大，越想革命斗争激情越高。他下定了一个决心：“我宁可做‘四人帮’的阶下囚，也不能被右派治罪。不管右派势力多大，我要誓死保卫党，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当前最紧迫的斗争任务是：救出柯天任，解散‘专案组’。”

   解放想好了，翻身起床，穿好衣服，也不看时间，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市委，叫秘书通知开常委会。

   快下班了，要开会，常委们知道有重大事，都迅速来到会议室。

   解放向常委们通报了“专案组”的活动情况和永安县柯天任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被拘捕的事件。接着，他讲了自己对柯天任问题和“专案组”行为的看法。最后，解放建议市委作一个决议：反对平反“东湖村案件”，释放柯天任同志，解散“专案组”。书记拍板了，常委们全都举手赞成。

   《决议》形成后，有的常委提出，为了执行《决议》不力，要报省委批复。有的提出，“专案组”是以中央纪委名义来的，主要是来查处“东湖村案件”，要想《决议》得到省委的批复，市委要派人到东湖村去重新调查，得到第一手材料，才有说服力。

   解放觉得这两个意见提提对，又稳妥，就表态自己带两个常委到永安县调查“东湖村案件”。当即有两个常委报了名，加上秘书共四人。

   第二天上午，解放四人乘两辆小轿车去调查。他们先到永安县委，召开了县委委员和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座谈会，听取了汇报，听取了与会者意见，结论仍然是：东湖村案件是典型的反革命暴力抗税案件，永远不能翻案。解放四人为了慎重起见，又到红石镇和东湖村召开座谈会，还深入到群众中去，找村民代表座谈，找犯人代表座谈。镇、村两级干部党员、群众代表都表态：东湖村案件定性没错，决不答应为东湖村案件平反。犯人都说自己有罪，感谢柯书记对他们宽大处理，让他们在家中服刑。

   解放四人忙碌了一整天，收集了许多材料回市委。市委秘书处把材料和《决议》整理成册，打印了一百份，抄送省委、省纪委、省高检、省高院，又下达给市委四大家和公检法三家。

   正解放加紧工作的时候，“专案组”派了三人来向解放书记汇报工作。

   原来，柯成荫、李东阳回“专案组”后，“专案组”开了个会。会上决定分为两个案件来查处：东湖村案件和柯天任案件，先为“东湖村案件”平反，再公审柯天任等一干犯人。会上认为：解放同志是个老干部，受柯天任蒙蔽，为“东湖村案件”的定性作了错误批示。现在，为了不使解放书记难堪，向他汇报真实案情，请他为平反东湖案件作批文。会上就指派柯成荫、潘国民、李东阳去找解放书记。

   柯成荫三人来到市委时，解放在忙着。解放听秘书说“专案组”来了三个人要向他请示工作。他气愤地说：“他们大概听说市委要解散‘专案组’，就慌了，来请示工作了。你告诉他们：迟了，不见！”

   秘收说：“书记，在礼节上，你应该接见他们。”

   解放一听，觉得有理，说：“我们只搞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要见可以，叫市委常委们一起来接见，我私人不单独见他们。”

   秘书就通知市委和柯成荫三人一起到会议室。

   解放坐在上首，语气生硬地对柯成荫三人说：“你们以前不要市委领导，现在来找市委，有什么事，就直说。”

   “我们来向书记汇报工作，请书记阅读材料后，在《东湖村冤案平反》文件上作批示。”柯成荫平静地客气地说。

   李东阳就按顺序汇报起来。

   解放只听了李东阳说四、五分钟，就摆手制止，生气地说“不要说了，我听不下去！”

   “你是什么意思？”李东阳气愤地质问解放。

   “什么意思？”解放反诘，“你们‘专案组’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不相信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党员，而去相信反革命分子、犯人，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就是这个意思！”

   “请解书记讲清楚一点。”柯成荫语气缓和地说。

   解放瞪了柯成荫一眼，两腮鼓动两下。在他眼里，柯成荫是在挟阶级仇恨，搞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领导干部，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清除出革命队伍。但是他没把这种看法说出来，忍着，还是对事不对人地讲起来。他讲自己在遇上革命重大问题时是如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来进行分析判断的，讲自己在革命道路上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闯过来的，讲自己如何深入到基层党组织，找干部、群众调查“东湖村案件”的，一边讲，一边如数家珍地引用毛主席语录。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作出结论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说。‘专案组’的立场站到反革命分子那边去了，相信东湖村小学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东湖村犯人的话，说‘东湖村案件’是冤案。我们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相信党组织、干部、党员说的话，说‘东湖村案件’是反革命抗税暴乱。我请问：‘专案组’副组长柯成荫教授，你有何指教？”

   “解书记看得起我，我就谈谈个人看法。”柯成荫从容不迫地说，“两个不同的调查，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为什么呢？解书记说是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阶级立场是根据阶级内容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历史不断发展，阶级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内容就不相同。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的阶级内容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五类分子’被摘帽了，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组成部分了，反革命罪被取消了。那么阶级敌人是谁？有三类：党政内的贪污腐败分子，社会黑恶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主要阶级敌人是腐败分子，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家财产，欺压人民群众，制造冤假错案，搞假大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就破坏了改革开放，破坏了经济建设，搞乱了市场经济，最后就破坏了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损害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领导权，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腐败分子在哪里？在我们党政领导干部内，和我们领导干部混在一起。这就是阶级内容发生了变化。毛主席说：‘要不断地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政策。’如果我们看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个新问题，采取反腐败的新政策，单凭老经验来处理新问题，那就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犯了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阶级内容变化了，阶级立场也就发生了变化。在对‘东湖村案件’调查时，‘专案组’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群众利益一边，矛头对准党政领导干部内的腐败分子，调查受害群众和敢于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得出了‘东湖村案件’是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我们希望领导同志，一方面要洁身自好，廉洁奉公，另一方面要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与中央一起进行的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