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柯和贵又看到王炽兴老师回到南湖小学，没当老师，当工友，心中升起一团迷雾。这团迷雾，直到二十年后柯和贵听了王炽兴老师的解释才消散。

   原来，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县委规定：右派分子占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二十。南湖小学有18名教师，就有四名右派分子。邱校长、王科长就预先定下三名：张青柏、王炽兴、石春秋，剩下一个在运动中去发现。在运动中，石春秋说合作化运动搞早了，无疑成了右派。教师邱明光、李华厦是老同学，为儿女亲闹翻了，互相攻击，也成了右派。邱校长、王科长又把借示范发言丑化邱校长的谭干事定为右派，划到南湖小学指标内。南湖小学已完成了指标数。但是邱校长、王科长要超额完成任务，决定在张青柏、王炽兴两人中打成一个右派分子。比较张青柏和王炽兴，张青柏只有出身成份不好一条，个人历史清白，在运动中积极发言写大字报，又抓不出一条右派言论，有些棘手。王炽兴不仅出身成份不好，还有历史污点，在运动中不言不语，是消极抵抗运动，够打成右派。邱校长就亲自去县组织部查阅王炽兴档案，亲自到王炽兴家乡和东湖社调查王炽兴材料，亲自起草那份揭露王炽兴的大字报。邱校长写完大字报后，觉得干巴巴的，就召来钟真主任，要钟真进行润色，写出一份有分量的大字报来。钟真是师范毕业，语文水平高，是运动中积极分子，区运动材料组副组长，专写材料综合报告。钟真看邱校长的大字报，材料充实，足可以把王炽兴划为右派分子，但是文理不通，文白夹杂，枯燥无味，实在上不得大字报栏，需要修改润色。可是钟真不愿写揭发教师的大字报，他怕终生良心不安。他说；“邱校长，你真不愧新老学皆通的人，写得有事实有理论，不需修改润色。”邱远乾心里清楚自己文墨不行，知道钟真在推诿。他就以党的领导身份教训说：“小钟，我看你在这次运动中从没揭发过右派的言论，你思想很右哩。你到学区当材料组副组长是我一手提拨的。这份大字报本应由你来写，表示你的态度。我只为你写个框架，你还不写，这是立场问题。党组织在考验着你，看你写不写？”钟真被吓住了。心想：“不写，王炽兴是右派；写，王炽兴也是右派，不如写罢。”他就答应写了。他又召来教师吴宗一起写，落款吴宗。王炽兴被划成右派分子。钟真回家把这事向他当老中医的父亲说了。他父亲痛斥了他一顿，要求他有机会帮王炽兴的忙，赎自己的罪责。钟真在冬天偷偷地给在水库工地的王炽兴送棉衣和零用钱，嘱咐王炽兴劳完后到南湖小学找他。到春节，王炽兴劳动改造完了，被开除了公职，就到南湖小学找钟真。钟真就留王炽兴当工友，说有机会再让他教书。一九六四年，上级来了政策：教师不够用，被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可以复职任教。钟真就为王炽兴跑路，拉关系，让王炽兴复了教师职务，并批准王炽兴和等了王炽兴六年的蒋兰香结婚。钟真办了这些事，良心上才得到安慰，就和王炽兴谈了原委。王炽兴并不责怪钟真，说那是全国运动的事，不存在个人责任。

   二十年后，王炽兴对柯和贵谈了这件事，他说：“钟真校长入不了党，升不了官，是因为他的良心太好了。”当柯和贵问到王炽兴老师对反右运动有何感想时，王炽兴感慨万分，说出一句话来：“反右运动是一场试验，中国共产党试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中国知识分子也试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品质，双方算是真正地了解了，双方算是真正地分成两个阵营了。”

   王炽兴解释说：

   “在中国知识分子这方面，从大学教授到中小学教师，心灵上受到一次大震动，精神上受到一次大创伤。他们开始反思历史，反思自己。

   “从孙中山逝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历史，知识分子是同情、帮助共产党与蒋介石作斗争的。原因有五：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有著名的教授陈独秀、李达、李大钊，有留学生周佛海、陈公博，有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有小学教师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有记者包遵惠。这些人在知识界有广泛的代表性，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共产党所宣传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与孔子的‘天下为公’、‘不患贫而患不均’，与帝王的专制独裁相吻合，容易被受千年帝王专制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的‘士’所接受。特别是那空想的乌托帮——共产主义，对涉世不深的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有巨大的诱惑力，使许多青年学生去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第三，孙中山犯了一个历史性大错误：联俄、容共。这使中国知识分子误认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同时，使中国人产党也能打起孙中山旗帜来反对国民政府。第四，国民政府始终处于战争之中，走不出孙中山规定的建国方略第一步：军训阶段，无法实行政训、宪政阶段。这就使共产党有了借口去反对蒋介石独裁，使知识分子也糊里糊涂地与共产党一起反独裁。第五，共产党向知识分子许诺，建立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迷惑了广大知识分子，去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建立自由民主中国。

   “毛泽东坐天下了，他并不搞什么‘大赦天下’、‘文人治国’，更不搞‘自由民主’，而是对同情、帮助他打天下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实行专政；他不仅不断地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搞斗争运动，而且不断地搞思想斗争运动：批判《民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军梁漱溟，批判胡风……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看见了毛泽东的思想本质是搞‘党天下’，‘领袖专政’，比中国传统的‘家天下’、‘帝王专制’更野蛮，什么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全是些政治骗子的谎言。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联合政府’的美梦破灭了，感到受骗了，被羞辱了，对中国共产党不满了。正如罗隆基所说：‘中国旧社会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土待我者，我必以国土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的‘士’在寻找机会向圣上进谏了。在五七年，毛泽东提出开门整顿党的‘三大主义’和采取‘四大’、‘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这些中国的现代‘士’们，以自己正直善良之心来度暴君凶残之腹，一时骨气大振。书呆气大发，向毛泽东进谏，希望英明天子毛泽东纳忠言。

   他们就大鸣大放，主要观点是：形成现在这样清一色的‘党天下’，是搞‘党的绝对领导’的结果（张胜语）。‘党是一个新阶级’，‘特殊阶级’（钱居平语）。党的领袖领导是‘朕即国家’、‘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语）。马列主义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教条’（徐章本语）。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林希翔语）。’‘资本主义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章乃器语）。‘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鼓纲语）。‘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赵瑛语）。‘学校党委制有缺点，那就是“无知”加“外行”（朱君贤语）。‘我总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邹震语）。‘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邹震语）。……

   “仅摘这几句，可见腐儒舌剑，字字句句斫人心肝；仅这几句，可见上承‘五四’，下启‘六四’了；仅这几句，足可使毛泽东龙颜大怒，要‘焚书坑儒’了；仅这几句。就能使‘士’们大祸临头了。

   从这几句，我们又可以看出，五七年的‘士’们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容许下诚惶诚恐地进谏的，他们没有像弥衡那样击鼓骂曹，没有像海瑞那样抬棺死谏，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拿枪拖炮逼蒋介石给民主自由。他们实在是可怜之至地向毛泽东讨点民主自由，进一番忠言。毛泽东愿给就给，愿纳就纳，不给不纳也就作罢，绝莫又焚又坑。他们绝没有见过中国历史上有无与伦比的帝王毛泽东，号召臣民写奏折进谏却是个政治骗局，设圈套，布陷阱，引蛇出洞，让进谏的臣民去投，去跳，连低头认罪也不允许，一网打尽，强迫劳改，强迫洗脑。‘士’们吃了这大的亏，才恍然大悟，弄清了毛泽东的真面目，坚定了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本质认识。他们一方面悔恨自己糊涂，不该同情、帮助毛泽东去打蒋介石，另一方面坚信自己的民主自由理念，不甘失败，一有机会就批毛，就向后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自由。他们中没死的，一直坚持斗争到‘六四’运动至今。

   “在中国共产党这方面。从陈独秀至毛泽东在延安掌控党、军大权这段党史时期，发生了三次重大人事变动。第一次是陈独秀被斯大林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在列宁扶植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又企图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权、决策权不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控制的独立性，从反抗共产国际代表马宁等人意见，发展到与斯大林直接对抗，还违背列宁主义自创中国二次革命论。这就恼了老子党领袖斯大林，撤了总书记之职。在四年后，中国共产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领导权，大部分脱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转到忠于斯大林的留苏青年学生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博古等人手里。知识水平降低了。第二次是遵义会议，权力部分转到山大王毛泽东等人手里，知识水平更降几级。第三次是毛尔盖会议，排挤张国煮成功，使党军大权全部归到毛泽东手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上十三个代表中，毛泽东是知识水平最低、了解外部世界最少、农民意识和帝王独裁思想最严重、做皇帝野心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掌控了中国共产党党军大权，势必造出一个中国帝王专制加斯大林领袖专政的中国政权。对于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中要算陈独秀认识得最早、最清楚，罗隆基这些人直到五七年才认识到。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品质和文化素质，决定了他要相信和依靠的基本力量是中国农民中的亡命之徒——地痞流氓、盗头匪首。这些人最好愚弄，最嗜杀戮。毛泽东最不相信和仇视的是知识分子，特别仇恨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有知识、知识比他高，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好愚弄，善良而不恶杀，不好利用。所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直采取的是两手：一是政治骗子手段。用私情个别结交朋友，加以笼络；二是，残酷无情地打击，杀戮。在对待知识分子毫无诚心和残酷斗争这一点上，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比斯大林还狠。斯大林还容忍布宁和帕靳捷尔纳克。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更加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更加痛恨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