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在常青老师教导下，柯和贵、喻刚强等同学作了自我批评，和好了。可是，到了第三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在北岗师范开始了，喻刚强与柯和贵又互相斗争起来。

   本书写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物故事，为了使读者了解背景，作者先从三十年后柯和贵所写的《论文化大革命》一书中摘录几段文字放在前面。

论文化大革命

   .

   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多年了，健忘的中国人快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再过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就死光了，后人就无法了解文化大革命真实历史事件。后人了解历史，只能从官方档案中找资料。官方收藏的是些什么资料呢？尽是独裁政府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进行歪曲的历史谎言。这些谎言，会使后人又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会再搞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辛亥革命后中共独裁专制能成功？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共产党独裁全部垮台而唯独在大清国土地上的共产党独裁巍然不动？因为，五千年的中国帝王传统文化包袱像崇山峻岭一样耸立和横亘在大清国土地上，重重地压在大清国的子民心理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被帝王歪曲、虚构了，使后来的毛泽东等政治野心家能随心所欲地拣出历史垃圾当新生事物来愚弄子民。今日，时时处处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毛主席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有谁比得上毛主席？有谁敢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敢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算什么东西？要是毛主席活着，美帝国主义敢炸我大使馆么？要是毛主席复活就好了，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那些狗入的贪官污吏整个死去活来！”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毛泽东的石膏像、肖像摆在堂屋当神供祭，毛泽东的彩色小纸块人头像挂在车头、贴在门上避邪。中国人不懂得：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并不是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而恰恰是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后遗症，是邓小平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死保“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要治疗贪污腐败，不是要倒回到毛泽东时代去，而且要实行配套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否定毛泽东独裁专制，实行民主法治，贪污腐败才自行消亡。所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平民，虽然各人所处的地位、派别有不同，但是，应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从“救救孩子”的良好愿望出发，真实地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为回忆录、家史、遗训，留给后人，让后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情，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集团高层成员的罪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史无前例的残暴事件，知道邓小平等人是如何歪曲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者，应该抛弃政治偏见和个人忌讳、恩怨，不能使用含混不清的概念：红卫兵、造反派之类，绝莫受官方从政治阴谋出发胡编的史料影响。

   要真实反映文化大革命状况，必须抓住下列主要问题：一，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二，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可以划分哪几个时期？各时期发生了哪些大事件？主要施害和受害者是哪些人？三，为什么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号罪犯？四，首犯毛泽东为什么“要”和具备什么条件“能”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五，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等政治集团为什么否定“四人帮”而不否定毛泽东？六，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在革命是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政治阴谋家互相争权夺利、耍政治权术的危害全体国民的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是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张春桥集团，第二个是刘小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集团，第三个是林彪、叶群、周恩来、黄永胜集团。后来的华国锋、汪东兴没有形成政治集团。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周恩来是左跳右跳、助纣为虐者，是第二号罪犯。这三个政治集团，各自有政治野心。第一集团，是要变“党天下”为“毛氏天下”，变中共毛主席为毛氏毛皇帝，传位给毛氏的江青或毛远新。第二集团，是要维护“党天下”，保卫广大老干部既得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忠于党的毛泽主席，反对毛氏的毛皇帝，更反对企图登位的江青或毛远新。第三集团，是临时分化出来的，趁乱起事，火中取粟，建立林彪为领袖的“党天下”。三个政治集团，各使政治阴谋，耍政治权术。第一集团是主动进攻的。毛泽东在斗争中搞了个“三部曲”，即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提到的所谓“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第一步，重用林彪，许诺林彪接班；发动受“党天下”压迫的平民学生和广大群众造反，打倒各级党委，把“党天下”的罪恶都归到第二集团上，开脱自己罪责，让受压迫的人民又把自己当大救星，忠于自己，成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对第二集团进行分化、瓦解，孤立和打击即将接班的刘少奇，分化拉拢利用政治势力最大、又最奸滑的周恩来，让周恩来派的老干部在受批斗后再启用，由忠于“党天下”的老干部转变为忠于“毛天下”的大臣。第二步，集中力量打击林彪集团。如果林彪从打击刘少奇中吸取教训，不接班，去让江青或毛远新接班，成为江青或毛远新的辅佐大臣，则大功告成。如果林彪像刘少奇一样执迷不悟，想接班搞“党天下”，那就继续革命，打垮林彪。第三步，林彪不行，重用周恩来，让周恩来辅佐江青或毛远新。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部署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走到第三步中期走不通了，毛泽东带着“家天下”美梦一起死了，如意算盘失算，文化大革命失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如金日成，金日成如意地传位给儿子金正日，变党天下为家天下。第二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被动挨打，刘少奇垮台，老干部受整。到了中期，变被动为主动，老干部们团结在周恩来周围，坚决反对“家天下”，誓死捍卫“党天下”和自己既得的权力利益。周恩来是个以自己利益为第一，易主而忠的奸相。他看到战友受打击，自己有可能也受打击，就与毛泽东赛阴谋。他一边伪忠毛泽东，一边分化、瓦解、打击毛泽东势力。他先配合毛泽东打垮林彪，再利用搞政局稳定和经济建设之名，打击不得人心的江青亲信，所谓的“四人帮”，扩大打击忠于毛泽东的平民造反派，挖掉毛泽东的墙脚。他要死了，就向毛泽东推荐自己的干将邓小平执政。邓小平表面上表示忠于毛泽东，“永不翻案”，骨子里搞“党天下 ”和反“家天下”。等到毛泽东觉察到邓小平时，搞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晚了，毛泽东阳寿到了，第二集团胜利了。第三集团，林彪本属于毛泽东集团的，无独立的集团。后来，林彪在斗争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野心，就建起了自己的政治集团。林彪也想利用周恩来，来实现顺利接班。他确实利用周恩来，叶剑英来宣传过自己。但是林彪在被毛泽东利用来整垮刘少奇时，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在毛、林斗争时，又处于弱势，周、叶集团站在毛泽东这一边，斗垮了林彪。以上所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中共高层各政治集团为各自的政治野心进行政治阴谋比赛的运动，各方都是非正义的，邪恶的，受残害的是平民。本来，中国帝王专制的宫廷斗争是常见的事，如父子、母子、兄弟为争皇权相杀相残，外戚之祸，宦官之乱，也都只限在高层里。但是，中共这个罪恶集团，每次斗争都要把人民卷进去，加以愚弄、利用、屠杀。文化大革命是典型例证。我们看待文化大革命，必须以对平民利害为标准。单就各政治集团残害平民的程度来衡量：刘、周、邓、叶集团最大、最深、最凶、最公开、时间最长，毫无人民性，发展到89年镇压学生“六四运动”也毫不手软；毛泽东、江青集团在残害平民时，还讲点组织纪律、原则，伪装一下自己；林彪集团对平民没有残害，在《5•71记要》中，还为“五七干校”、红卫兵、下乡知青鸣冤叫屈。

   二，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时期划分和各时期主要施害者、受害者、主要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记载详见我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年事表》，附本书后面。这里只拣主要事件论述。

   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十年浩劫”，而是“十四年浩劫”，从1965年11月到1979年3月。到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补充通知”，到89年“六四惨案”后，中共中央还发文清查“三种人”在运动中的反革命罪行。从残害平民的角度，这十四年可分为十个时期。

   第一时期，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的《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学术界进行。主要施害者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政治集团。主要受害者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白专学生”。毛泽东江青集团是想从学术界打开缺口，去整幕后的刘少奇一伙，即所谓“走资本主久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刘、周、邓集团则利用执政权力，极力把文化大革命局限在学术界，像五七年反右运动那样抓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整大中学生中“走白专道路”的学生，不让运动扩大到党政军界。中共中央早就有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小组”背后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66年2月5日，刘少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和通过了“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在学术界开展大鸣大放，批判资产阶级，防修反修。于是，在文艺学术界反右运动开始了，一批左派积极分子起来 ，同伙相咬，徒弟咬师傅。诗人何其芳跳出来咬周扬、田汉、夏衍，戚本禹等人跳出来乱咬，郭沫若自咬。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翦伯赞、田汉、夏衍等一大批人，这些人后来都进了“五七干校”即所谓的住“牛棚”。同时，“五人小组”在各院校内开展“批白专道路，防修反修”，使成绩优秀的学生遭批斗、受压制。这些学生在《十六条》发出后成了平民子弟造反派。现在的中共史料、文学作品，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的罪行加在造反派头上，是在颠倒黑白，开脱刘、周、邓集团罪行，嫁祸于人。

   第二时期：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到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文化大革命扩展全国大中小学校。主要施害者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主要受害者是广大教师和部分“走白专道路”的“右派”学生。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参加，根据毛泽东指示，撤销了“五人领导小组”和《二月提纲》，成立了“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制定了《5•16通知》。《通知》明确指出：“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还睡在我们的身旁”。很显然，毛泽东、江青集团已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发动公开进攻了，毛泽东把江青推向权力中心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内心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拼死守住阵地，不进攻毛、江集团，阻止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党政军内，却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大中小学校内，去进行反右运动，批斗教师和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彭小蒙等学生以“红卫兵”名字写大字报，被毛泽东当作新生事物加以赞扬和鼓励。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派遣工作组到各校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用的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语言。6月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口头传达“八条规定”，指示各级党委“不仅参加运动，而且负起领导责任”。还规定：内外有别。王光美带工作组蹲点清华大学。第二集团把运动扩大到学校。“工作组”进校与校党委结合组织“革命干部子弟”、团干、学干的“保皇红卫兵”组织，大肆批斗绝大多数教师，把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大肆批斗学生中的“走白专道路”的“右派”学生。北京“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公开提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矛头对准平民子弟学生。6月6日，西安交大发生“六•六事件”，工作组、校党委、红卫兵大整各系“尖子”学生，李世英等学生戴高帽游行，挨斗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刘少奇、陶铸大力支持。李世英自杀未遂。6月21日清华大学平民子弟学生蒯大富被监管，各校都有被监管的右派学生在8月20日，首都保皇红卫兵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把矛头对准“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黑五类”分子，抄家，打砸枪杀，破坏古迹古董，仅在北京市大兴县，从8月27日到9月3日，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家属遭杀害，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22户被杀绝，8.5万人被扣上“四类分子”帽子赶出京城。可见，革命干部子弟保皇红卫兵是一群恶少、“衙内”。后来，“破四旧运动”波及全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工作组培植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保皇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二、三、四、五、六次接见的“红卫兵”都是保皇红卫兵的代表和头头。保皇红卫兵后来发展为“联动”，现在成了“太子党”。这时，平民子弟学生还在被压迫之中，没有组织成造反派红卫兵。可是，现在的中共史料和文学作品把“抄、打、砸、抢”和破“四旧”罪行笼统地说成是“造反派红卫兵”，这是又一次颠倒黑白，桃代李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