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巨著《南柯善恶梦》是120回长篇小说，作者南柯人。该著作反映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五十年的真实社会生活。近期由作者授权博讯连载，该作品受版权保护，未经作者及版权所有人同意，不得转载。如有出版社愿意发表，请跟作者南柯人联系。)

第一回、写小说难辨是非事 生疑团易做善恶梦 (上)

   这开篇第一回，作者不知所云，且从自身说起。

   这年”十•一”国庆节的早晨，学校放假了。我习惯地拧起那个鼓囊囊的大帆包，走出校门，向家乡南柯村走去。走了四、五里路，就到家了。

    我一到家，妻子就向我叨唠着许多要干的家活。我第一次向妻子撒谎说：“写小说能赚钱。我要利用这个‘十一旅游黄金周’写本小说。你就别让我干家活了。”我那穷怕了的糟糠之妻听说我要干挣钱的事，就不打扰我了。

    这天，万里无云，天空充满金灿灿的阳光。村里高音喇叭播出十分贴景的革命经典歌曲：“太阳哪出来呀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哪闪金光……”“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这景，这情，真能激发无产阶级作家的巨大革命创作热情，写出《红XX》、《艳XX》。

    吃早饭时，院墙外传来了光棍汉柯平斌自编的歌谣声：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红太阳，哪里人民热得慌。哪里有了毛主席，哪里人民饿肚肠。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哪里有了半圆月，哪里人民有清凉。哪里有了邓小平，哪里人民有油粮。 柯平斌唱着，进了我家院门，高叫：“五叔，你回来了呀，我又编了一首歌，念给你听听。”他来到我面前，摇头晃脑地吟起来：

    毛泽东时代穷叮当，地痞流氓没钱抢，领导干部没钱拿，成了恶官酷吏。邓小平时代有钱财，地痞流氓急急来，领导干部大伸手，成了贪官污吏。恶官酷吏是脚，贪官污吏是手，伟大领袖是头。皇帝老子是祖。

   我听了，赞赏一番。柯平斌大笑一阵，满足地走了。

   早饭后，有点热。我就在小院子的桃李树荫下摆了一桌一椅，把帆布包里的本子搁到桌子上，放了一大堆。我坐在桌旁小椅上，思索起来。

   这一大堆本子是族兄、同学、同事柯和贵送给我的。柯和贵说：“这些本子是创作一部小说的好素材。”我一直敬佩柯和贵，就把这堆本子当宝贝，背来背去，经常翻阅。这堆本子是柯和贵、柯和义、张爱清、柯天任、鄢艳、柯成荫、高云英、王旭元等的日记、笔记、手稿、账簿和一些历年的剪报、文件之类。那些捐本人大多是南柯村人，有几个是外地人，却是我的同学，我都熟悉。我每读一本，激动不已，真的产生一股创作欲。

   这堆本子，所记的是个人经历、家庭琐屑，但反映出一个时代代的社会风云变幻；所写的是平头百姓、基层干部、下层文人，但描绘了一个时代的人物精神面貌；所议的是山野村夫刍荛之言，无崇论闳议、玄谈奥理，但命意新奇，没有官腔诈语，凿空粲花之伪；所抒的是下人贱民粗俗之情，无豪情壮志、缱绻蜜意，但情真感实，没有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嫌……。这本子的内容所存在的缺点是：人和事与政治牵连深密，难写出不问政治的作品来。不过这是社会使之然。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虽然国人无公民权，但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被逼进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集体、团队中，拖进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找不到躲进深山老林里的私户，寻不着隐退桃花源里的陶渊明，看不见不受管制的和尚道士，觅不出书房闺阁里的才子佳人……。这合了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只不过在中国极少数人是政治主人，绝多数人是政治奴才或政治奴隶。作家要想写中国的人物故事，就避不开写政治生活之嫌。

   我对这堆本子有这些感触和认识，方知柯和贵所言非虚，决定以这堆本子为素材来写一部小说。

   我铺开稿纸，提笔想写。谁知那笔提起来容易，在纸上划出字迹却困难。我心中没准儿，连题目也定不下来，开头无处落笔，更谈不上编排回目了。我这才体会“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难，这才佩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的伟大创作天才：时时处处有灵感，笔下生花，一口气挥洒出几个百万言的《三部曲》。

   平时，我也写些短篇小说，那是有感而发、有事就记的小玩艺儿。写了不给别人看，孤芳自赏，看后就毁，不见公婆，不登大堂。有时柯和贵强行要看，看了就还给我销毁。柯和贵说我的写作能力比那几个成了名作家的同学强。可是，今日动起真格来，我服输了：“我不行。”

   “我为什么不行呢？我的知识缺陷和难处在哪里呢？”我疑团顿生。

   我苦思冥想，终于找出了自己的主要疑团有两个：其一，我不是大彻大悟之人，没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难以定出主题思想，也就不能很好地选材组材，谋篇布局；其二，面对中国的广大读者，我难以决定写什么样的作品。

   先说疑团“其一”。

   李渔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主脑。主脑非也，即作者立言本意也。传奇亦然。”写小说和写论文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写小说，作者先有素材，再提炼出主题思想。写论文，作者先有论题，再找论证。两者都要有洞察社会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定出“主脑”来。所以有人说，写出名著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思想家、伦理家、哲学家。如何“立主脑”，这是个文艺理论中的重大课题，不少人写了不少厚厚的书来论述过，所见不同。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里，唯有鲁迅说得言简意赅：“遵命文学。”也唯有鲁迅的“遵命文学”通行，统治了中国文坛五十多年，至今还统治着。

   鲁迅为什么主张“遵命文学”呢？他自己说：“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的的人，瑞典人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若因为黄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 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这段落话不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说“不”的，而是看透了自己和中国作家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都低劣，不仅得诺贝尔奖金“不配”，连作者自由选择主题思想“也不配”，只能老老实实地写“遵命文学”。如果“以为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去“自由创作”，“结果将很坏”。

   我是一直把鲁迅当偶像崇拜的。读书必读鲁迅，开口必言鲁迅，就像每个中国人在说话或写文之前必须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一样。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心里产生了一个“谜”：如此高尚伟大的鲁迅，如此没有一点“媚骨”的鲁迅，曾和陈独秀、胡适一起呐喊过“德先生、赛先生”的鲁迅，为什么偏偏失去独立人格去主张“遵命文学”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不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而“不配”自由写作的伟大谦虚么？我又不敢作非份推测：鲁迅是个心怀鬼胎的政治投机商。我带着这个“谜”去拜访李衡权先生。

   李衡权先生是跟着孙中山从辛亥革命走过来的文化老人，走到文化大革命中期消失了身影。李老先生听了我提出的问题笑着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还能独立思考。有些人研究鲁迅，钻进圈套一辈子也出不来，还找不到正确答案。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明明白白地摆着，用不着多作考证。只要跳出鲁迅圈套，研究半年就能看清鲁迅，找到谜底。”我请老先生明示。

   李老先生讲出一番话来：

   “研究鲁迅，不能仅仅把鲁迅当成一个文学家，更重要的是：鲁迅是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共产主义战士。

   “五•四时期，鲁迅拥护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写了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小有名气。但是，鲁迅比不上陈独秀的创新精神，勇不如人；比不上胡适的研究学问和梁实秋的写作能力，技不如人；始终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陈独秀与胡适发生了‘主义’与问题的分歧，去当了苏共扶植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鲁迅跟在陈独秀的后面。北伐后，国共分裂，陈独秀向斯大林闹党权独立，被斯大林罢工了总书记的职。鲁迅没人可跟了，一下子失去了政治方向。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彷徨着，寻找政治方向。如果鲁迅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的文学家，用不着在政治方向上彷徨，写他的暴露文学就是了。可是，鲁迅要在几种政治势力角斗中寻找政治机遇，就像姜子牙、诸葛亮那样择主事之，进行一次政治赌博，摆脱‘配角’的地位，来当主角。鲁迅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势力，认为：国民党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友好，与近在咫尺的强大比邻苏联做对头，败绩无疑；陈独秀与已经下台了的托洛茨基混在一起，主张中国共产党摆脱斯大林控制，放弃武装斗争，搞二次革命论，肯定没有好下场；唯有毛泽东上井岗山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合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国情，合了斯大林暴力革命论，定会得到斯大林的全力扶植，闹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鲁迅预见说：‘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却是的的确确的。’鲁迅的政治方向‘的的确确’了：投靠斯大林和毛泽东；鲁迅的文学主张也随着‘的的确确’了：以苏联文学为榜样，从高尔基那里‘拿来’了‘遵命文学’。鲁迅就把笔变成了匕首、投枪，从胡适的‘旧营垒里’杀出来了，从陈独秀的‘半是营垒里’杀出来了，大杀回马枪，向一切反对和干扰斯大林、毛泽东帝王伟业的人杀去。鲁迅又在大城市组织‘左联’，做盟主，与在井岗山的山大王毛泽东遥相呼应，一文一武，珠联璧合：毛泽东搞暴力武化，鲁迅搞暴力文化；毛泽东有全歼阶级敌人的铁手腕，鲁迅有‘痛打落水狗’的决斗精神；毛泽东搞军事反围剿，鲁迅搞文化反围剿……在鲁迅的杂文里，凡是不合自己政治主张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遭骂挨打，连鸳鸯蝴蝶派、‘第三种人’、搞‘小摆设’的游闲文人也不放过。唯有日本人幸免，唯有斯大林独裁政权被称颂为‘人类之希望’，唯有毛泽东被称颂为‘足踏在地上’的‘中国脊梁骨’。

   “当然，枪杆子强硬于笔杆子，只有握枪杆子的毛泽东为握笔杆子的鲁迅盖棺定论。毛泽东得天下了，鲁迅的政治赌博赢了，鲁迅就成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倘若毛泽东败则为寇了，鲁迅也就赌输了，不但成不了伟人，反而会成为小丑。”

   李老先生说话时，情绪沉稳，声气平缓。我这听话人却似屋顶上掉下了一根火线，落到头上，触得全身痉挛，心跳怦怦，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老先生的话匣打开了，喝了两口开水，继续说：

   “其实，‘遵命文学’发明者是高尔基，鲁迅只发明了‘拿来主义’。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国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是高尔基。高尔基说：‘文学家是阶级的喉舌和耳目。’鲁迅就意译为：‘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由此看来，鲁迅是不能与高尔基‘比肩’的。高尔基有‘遵命文学’的发明专利权，创作出《母亲》那样的长篇小说；鲁迅只是‘拿来’，拾人牙慧，只有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高尔基的文学活动是为本民族、本国政府服务，无愧于‘俄罗斯民族魂’，‘爱国主义者’称号；而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扶植的毛泽东服务，颠覆当时的民国政权，其罪行远比五七年的大右派大百倍，定个‘俄奴’、‘卖国贼’、‘汉奸’、‘民族败类’的罪名，判个死刑，是不过分的。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真窝囊，容忍鲁迅乱说乱动，还允许在鲁迅的棺木上覆盖‘民族魂’的布条。倘若蒋介石像毛泽东一样，恐怕鲁迅就不鲁迅了。当然，鲁迅也有高于高尔基的方面。高尔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有时跟随不上革命的形势’，同情受打击的富农，对党内残酷斗争感到困惑，有‘变节行为’。鲁迅则是‘站在革命前沿的猛士’，毫无资产阶级的人性，连阿Q也毫毛不怜悯，至死也‘不宽恕’对手，具有无产阶级 的‘彻底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