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柯和贵、王旭元步行了六十多里，来到了莲河镇地界。正如汪仁船所言，莲河镇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在边境上有岗哨，有巡逻兵，街口架有机枪，对进入的陌生人盘查很严。柯和贵、王旭元进入镇里。镇里却又是一番景象：看不见毛主席塑像和毛主席语录牌，看不见“万岁”、“万寿无疆”、“三忠于”、“誓死保卫”之类的标语，看不见墙壁上一层压一层的大字报，没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呐喊声，没有持枪的武斗队，没有喊“打倒”声，没有呻吟声，没有干部的吆喝声，没有五类分子的可怜相……一句话，看不到阶级斗争的迹象，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踪影。看到的是墙壁清洁，街面干净，生意兴隆，人面微笑，好像是个宁静的世外桃源小镇。

   莲河革命委员会设在原中共区委所在地。柯和贵、王旭元找到这里。两边墙上用蓝漆刷写了两条醒目的大标语：

   八万莲河人八万个皇帝 党派政府军队都要忠于人民

   革委会大院有二十多间房子，挂着六块在牌子：莲河人民议政委员会，莲河革命委员会，莲河司法委员会，莲河监察委员会，莲河军事委员会，莲河教育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两块牌子挂在一个门的两侧。

   柯和贵拜访了议政主任皮晨月，革委会主任李长友，监察主任程雷，司法主任柯愈昌。了解到，军事委员会从属于革委会，其余五个委员会是平级的，各有权力限制。五个委员会主任由各方、各团体推举出候选人，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每届四年，可参选连任两届，不能连任三届。只有军事委员会主任由革委会主任任命。

   “怎么不见莲河一司的牌子呢？”王旭元问。

   “莲河一司是党派组织，设在它所选择的地方，就在原供销办公处。”皮晨月说。

   “汪仁船怎么没选上主职干部而由你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任呢？”柯和贵问李长友。

   “现在军事是当务之急，非汪仁船同志莫属。他就再没权利参加其它职务竞选了。”李长友说。

   “你们这里各管各的，头目太多，没一个人说了算，怎么统一呢？”王旭元问。

   “互相分权，由法律来统一，这是我们政权的特征。我们不搞个人或一党独裁制。” 柯愈昌说，“你们新来的人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是，你们到莲河基层去考察一下人民的生活、生产状况，就会认为民主法治比独裁人治优越多了。汪仁船写了一本书，我给你们看看。”

   柯和贵、王旭元每人领了本油印的书，题目是《论莲河政权结构》。

   “你们这里的走资派和五类分子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柯和贵问。

   “我们这里没有五类分子，没有走资派，一句话，没有阶级敌人，只有公民。我们这里有人喊打倒汪仁船，打倒毛主席，但都不是犯罪，而是言论自由。我们这里只有杀人、抢劫等刑事罪犯。”程雷说。

   柯和贵、王旭元告别了李长友等人，来到莲河一司办公处。这里有一排房子，挂有许多牌子：彻底造反派莲河第一司令部，莲水县“八一八”红色造反团，莲水县红色教工，莲河农民革命军，莲水县高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莲河“一月风景”战斗队，彻底革命造反派溪州二司办事处，罗山三司办事处，高坡四司办事处……柯和贵、王旭元访谈了几个组织，方才知道，原来“莲河一司”是彻底造反派总部下属的一个司令部，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农民造反组织。十几个造反组织正在酝酿成立“彻底造反派总部”。在这里，柯和贵、王旭元碰到了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罗伟民，参谋长费宏志。罗伟民是原来莲河区公安特派员，曾经押送过汪仁船，打过汪仁船，后来却敬佩和服从了汪仁船。柯和贵、王旭元在莲河一司住了一夜。

   第二天，两人来到莲河街。他们原来没有注意到，街上做买卖的，不只是国营供销社一家，还有不少私营的代销店、小商店、食堂、旅社、菜场、粮油店、食品店……非常繁荣。

   柯和贵、王旭元来到一家面馆，坐下，叫了两碗面。面馆主人叫曹树青，四十六岁，原来是区委副书记，现在没选上干部，根据革委员制定的法规，办了这家面馆。

   柯和贵感到特别新奇，同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柯和贵就请教曹树青。

   曹树青解释起来：“我们这里搞的是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不是资本主义；走资派政权搞的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我们来比较一下，资本主义是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主义是消灭压迫和剥削的。走资派政权在政治上残酷地压迫人民，把一部分人民划成五类分子，不给人民言论自由，无缘无故地挑起人与人的仇恨，斗争。干部由上级任命，忠于上级，不为人民办事。我们这里干部是公民选举的，替公民办事，没有五类分子，人民大胆说话，消灭压迫。走资派政权破坏生产，剥削人民。他们搞所谓一大二公，实际上以‘公’以的名义独拿独占，过着舒适的生活，人民则挨冻受饿，甚至被饿死。他们极力破坏生产，什么水稻亩产三万六千斤，中稻亩产十三万斤，把几亩稻谷移到一亩田上应付检查，检查一过，稻谷都枯死了。像这样的混帐话报纸也吹出来，像这样的缺德事干部也干得出来。他们搞供应票证制，许多票证只有干部独有，我们这里就不存在剥削，干部只拿很低的生活补助，实事求是地干事，干了坏事要个人负责任，甚至受法律制裁。生产队只有三个干部，大队也是三个，公社五个，区也只七个，真正地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吃闲饭的非常少，人民的负担很轻，生产队上交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人民有吃有穿。你看街上多繁荣，什么东西都能买能卖，没什么烦人的票证了。再次，资本主义是束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的。走资派政权搞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社员 被‘三基本’统死了，出勤不出力，哪有生产积极性？粮食棉花产量上不去，有时连年减产，造成大饥荒。我们这里把土地好坏搭配分给农户，社员生产积极性可高哩，连年大丰收，家家有余粮，还允许各人自谋职业，自由干事，真是‘人人各尽其能’了。外区外县的社员都朝我们这里跑。你们用这标准衡量衡量，是我们政权好，还是走资派政权好？是我们搞资本主义，还是走资历派搞资本主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

   “在莲河这里，一切被颠倒过来了。”柯和贵心里想。

   “我总觉得你们的搞法有些不对劲。”王旭元说。

   “你这话我听得多了。不少来采访的记者，大学生都这样说过，还诬蔑汪仁船是反革命狂人，诬蔑我们搞资本主义。我开始时也觉得不大对劲。在揪斗干部的时候，我心里有怨气。汪仁船在召开老干部会议上说：‘你们这次受到冲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能怪革命造反派。你们当了十七年的走资派，压迫人民，管制五类分子，是刘少奇叫你们干的，不能怪你们。你们的官权是上级给的，所以你们只为上级负责，为上级服务，不为人民负责，不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实行公民选举制，公民选官，公民罢官，这样的官就不害怕上级了，只害怕公民了，所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法律不由上级制定，而由人民制定。选出的法官不受党官，政府官的管束，自行执法。在法律面前，都是公民，人人平等。你们这些老干部都是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无法无天地去揪斗你们了。你们有当官的经验，被选上更好，如果没有被选上，你们就去自食其力，或到生产队去领一份田地，或依法自己办企业，卖体力智力。’我当时是区委副书记，听了后很受感动，他说的是实话呀，是通情达理的话呀。后来，汪仁般搞分田地，允许私办店办企业，不到一年时间，就把粮油棉搞上去了，把市场搞繁荣了，莲河人过上了有吃有穿的好日子。我的良心使我敬佩汪仁船了。许多老干部都服了汪仁船了。你能不服么？事实摆着。‘社会主义不是要人民过上好日子’么？‘复辟资本主义不是要人民重受二茬罪，重吃二遍苦’么？我们这里人民过上了好日子，怎么能说是复辟资本主义呢？怎么能说不是搞社会主义呢？一个有良心的人，就要有点人民性，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去看问题。说‘不对劲’，就看是对谁‘不对劲’，对走资派‘不对劲’就好，对人民‘不对劲’就坏。

   “同学，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我们不兴胡吹，只看事实。我劝你俩到基层去认真调查，就会得出正确结论，但绝莫学那些只来表面看一下的大学生、记者，看不到真事，就出去说不凭良心的话。”

   “吃面条啊，同学。”曹树青爱人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放在王旭元、柯和贵面前，桌上摆有筷子、酱油、醋。曹树青夫妇热情待客的好心肠，好态度，比公家食堂的工作人员好百倍，真令人食欲大振。柯和贵、王旭元吃完面条，付了钱，出镇向农村走去。

   两人走十来里路，随便进了一个有五、六十户的村庄。这村庄叫马家堍。两人找到队长马国家。马国家把两人安排到一个叫郑疯子婆婆的家里。全村人都在喜气洋洋地晒棉花，运棉杆，各干各的，又互相帮忙。王旭元、柯和贵就帮郑婆婆干活。吃了晚饭后，郑婆婆说要去开社员大会，罢免队长马国家和选举新队长。柯和贵、王旭元也跟着去开会。

   会址在生产队仓库的水泥稻场上。在稻场的仓库墙下放着两张长方桌，墙上挂有一个小黑板，一个一百瓦的电灯泡照亮了整个场地。桌旁坐有七个人，两个是大队和公社派来的巡视员，五个是队议政小组成员，成员是社员每三年选举一次出来的群众代表，不拿报酬。马先福组长坐在当中，先点了名，社员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马先福说：“根据一部分社员的提议，要求罢免马国家队长。马国家问题有两个：一是今年棉花得了一种怪病，他没及时请技术人员解决，是马先锋去省农业大学请来一个老师解决了。二是搞‘走资派’那样的个人独裁，不通过议政小组，私自带人去前畈修引水渠。渠挖成了，要修闸门，他又私自在社员中集资。集资钱不够，才央求议政小组解决。后来，又出现了水渠占去的田地补偿问题，他解决不了，才又求议政小组解决。马国家把议政小组当成他的队委会，把社员当成他的家奴，违背了新法律第八条第五款：‘关于到全体人民利益的重大事件，必须行政部门提出议案，由议政机关批准，必要时由利益所牵的全体公民投票决定。行政部门不能独裁行事。’大家对马国家这两个问题议论了五、六天了，今天来开会讨论、表决。”马先福说完后，先由马国家作辩解。马国家只承认没及时治棉苗病的错误，说开渠是他迅速行动得好，才使前畈两百多亩水稻得到灌溉，获得了大丰收。马国家说：“一个行政主职领导应该有决断权，有迅速行动指挥权。如果事事去决议，行动迟缓，就误大事，造成损失。”马上有人反驳马国家：“一个行政主职领导只能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内有决断权，不能侵犯法律划归给议政机关的权力。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众人的智慧最大。议政机关议事也很迅速，考虑也周全些，不会造成行动迟缓和危害。如果行政领导独断专行，办好了也是侥幸取胜，办不好那才危害大。以前‘走资派’独裁乱来，给人民造成大危害又不受惩罚，才是大危害。依法办事最重要。”社员们很快议论开了。议政小组成员给每个公民发了一张白纸和一截铅笔头，说赞成罢免马国家的就在白纸上打勾号，不赞成的打叉号。投票结果，125人打勾号，36人打叉号，赞成票超过了三分之二，一个叫马国友的青年被选上了。在整个会议中，巡视员一言不发，只是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