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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柯和贵、王旭元参加了莲河革命,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俩随着莲河一司抬尸、游行到省城,占领了省委《江南日报》和省广播电台的红旗大楼。对外发行报纸和广播,宣传莲河革命。但是,报纸和电台遭到封锁和破坏,一份报纸也发不出去,一个声音也播不出去。莲河一司只好在省城散发传单。柯和贵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王旭元写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篇论文都印成了传单散发。 在这期间,省军区政委刘满来找汪仁船谈判,柯和贵、王旭元参加了。刘满许诺省革委会即将成立,汪仁船到省革委当农业局的副主任。汪仁船提出:“《江南日报》发表了诬蔑莲河一司的大块文章,我们必须在《江南日报》和省广播电台发表辟谣文章。我们只需利用省报、省电台三至五天宣传,就自动交出报社、电台。至于省革委会副主任,我没资格当,不用省军区考虑了。”刘满不答应莲河一司要求,谈判失败。 半个月后,省城造反派多数派组织了两万武斗队来攻打占据报社的莲河一司。省城卫戍部队以制止武斗名义开来一个团,守住了报社、电台大楼各要道。汪仁船召开莲河一司两百多人开会反击,守住各要道。柯和贵、王旭元被派往排字间宣传鼓动。整个红旗大道人山人海,枪杆长矛林立,将红旗大楼团协和包围住。双方对着用高声喇叭宣传了两个多小时,天黑了,战斗开始了。枪声和手榴弹声大作。制止武斗的部队带头打开通道,让攻打的造反派武斗队打进楼去。楼上厮打声震天。战斗了五个小时,天黑了,红旗大楼失守,莲河一司被打死五人,两百多人受伤,柯和贵、王旭元也被打伤。莲河一司的人被集中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他们不呻吟,却在叫喊着“还我汪仁船”,为汪仁船的失踪哭泣。凌晨,莲河一司的人都被遣散到江边,上了一艘轮渡船,来到对岸一个钢铁厂,见到了汪仁船。汪仁船手掌手臂包扎了纱布。众人才欢腾起来。原来在攻打大楼时,钢铁厂工人造反派与攻打大楼的造反派谈判,不要把莲河一司的人交卫戍部队,送到江边,交给钢铁厂造反派。在这次武斗中,莲河一司是输家,但莲河一司在省城的影响很大,不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了莲河一司的传单。
(资料图片:上海“工总司”攻打“联司”的场面) 一九六八年本四月,全国各省、市在激战中相继成立革委会。汪仁船就到各省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一个月后回到莲河镇。 一天傍晚,高云英通知柯和贵、王旭元到她家去,说汪仁船有要事打他俩谈话。高云英已和汪仁船结婚了,还生了一个男孩,半岁了。柯和贵、王旭元来到汪仁船住房。汪仁船正抱着儿子,逗着玩,见两人来了,把小孩给高云英,坐下来谈话。汪仁船神色凝重,心事重重,注视了柯和贵、王旭元好一阵子,眼眶湿润了。柯和贵感到汪仁船有重要话要说,莲河一司有重大事件要发生了。 “你俩的正直善良、顽强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仁船开口了。他饱含感情,口陈肝胆:“莲河民主革命即 将失败。我这次出外考察串连,想找到同盟者,结成阵线,在全国数省发动民主革命起义,推翻‘党天下’。可是,我没有找到同盟者。那些大学生领袖们都在欢呼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少数造反派头头钻进革委会当官去了。有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头头人士,反对我的武化革命主张,认为毛泽东是光绪,林彪是新军袁世凯,康生、张春桥是康有为、梁启超,文化大革命是维新变法,将会逐渐和平演变出民主政治。他们根本不认识毛泽东,不认识共产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本不是搞维新变法,而是变‘党天下’为‘家天下’。他利用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绝对忠于他,来辅佐江青、毛远新坐天下。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又各怀鬼胎,自己想坐皇位。以后宫廷斗争的戏有着看的。毛泽东一死,胜利的是周恩来一伙,遭殃的是造反派和全国民众。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当然,对付莲河民主革命,他们会一致地进行屠杀。所以,莲河革命即将失败。我们搞的是民主革命,不是为了成就一人、一家或一党的所谓帝王伟业,领导者不能为了自己而去让朋友、战友作无谓的牺牲,让民众流血。领导者应该审时度势,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一切从保护国民和战友的利益出发。既然莲河民主革命即将失败,我们主要职责和任务就是使莲河人不遭杀戮。所以,我决定暂时放弃武化革命主张,解散莲河一司,让我和几个头头去坐牢杀头,不能让你们和莲河人遭殃。我首先通知你俩,立即带着你们的同学返校参加毕业分配。如果以后有人揭发批判你们,你们绝不要承认到莲河来过,只承认在学校造反的事。万一脱不了干系,就说受我的蒙蔽,批判我,千万要善于保护自己。我相信世界民主潮流不会被共产党所阻挡,独裁制度终究是要被消灭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会出现民主革命。你们会看到,我看不到了。我的功劳在于:在独裁政权的黑夜长空上炸了一声雷,划了一道闪光,使你们这些人看到了一线光明。” “我们决不会在失败时离开你,愿与你一起战死,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王旭元说。 “誓与莲河革命共存亡!”柯和贵表示决心。 “你们以为我是在试探你们的忠心和勇气吗?把我当作秦始皇,刘邦、毛泽东那些政治阴谋家吗?这就错了,我说过‘政治就是骗’。但我对你们说了,只能骗敌人,不能骗同事,骗同志,骗朋友,骗国民。我早就看到了你们的决心和勇气。但是,靠信誓旦旦和匹夫之勇是成不了民主革命大业的。我主张武化革命,并不害怕死亡,流血,但是不能白白送死。现在的莲河革命虽然与孙中山的黄花岗起义是一样的性质,但是,时代不同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震动全国、全世界,现在莲河死了一万人不会有震动效应。因为那时内乱外患一起来,西欧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有租界,也有民主思想,有新闻言论自由,如《申报》,也有逃出国境的自由。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铁桶,一点消息进来不了,也出去不了。你们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什么意义呢?不如保存实力,隐蔽精干,二十年后再干。我诚心诚意地劝告你们,必须在明天早晨返校。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劝告,我就行使军事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派兵把你们驱逐出境。”汪仁船说着,出门去了。 高云英劝了柯和贵、王旭元一阵子。三人抱头痛哭起来。柯和贵把家庭地址抄给了高云英,说有空就到自己家去玩玩。高云英从抽斗里拿出两本书和一张字纸,交给柯和贵,说是汪仁船相送的,希望柯和贵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柯和贵一看,一本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本是洛克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那字纸是张读书目录,上写有《孙中山选集》、《论语》、《孟子》等书目。 第二天一大早,高云英催促柯和贵、王旭元带北岗师范同学返校。 这时,北岗革委会成立了,主任是军分区司令员陆荣,第一副主任是市革委书记李华,洪峰当了第二副主任兼北岗师范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市内、校内时时发生殴打、抓捕事件。柯和贵、王旭元离开了莲河,心情沉痛,没心思去关心校内的事,只是一心一意读书。六月份,毕业分配了,柯和贵被分配到永安县凤凰中学教书。王旭元也回家乡中学教书,可是,他后来又跑到莲河去了。 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由周恩来起草,联名发了《7·3布告》、《7·24布告》。全国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军队对造反派进行镇压。 却说莲水县革委会成立了,主任是人民部部长孙卫国,第一副主任是县委书记文久福,其余三个副主任是莲水革联的三巨头:高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高立雄,红工总李百胜,赤色社员军王忠诚。孙卫国召开了执行中央“两个布告”的革委会会议。会上把“莲河一司“定为全县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汪仁船是最大现行反革命分子,决定进行武装镇压。特别是高立雄、李百胜、王忠诚对汪仁船恨得咬牙切齿:汪仁船不但收留他们的反对派人员,还直接威协着他们的副主任地位。会上,孙卫国作了进军“莲河一司”的战斗部署:分三路进攻莲河镇,莲水革联武斗队一万人打先锋,地方军队和武警部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占领莲河区,凡带枪的一律打死。反革命大小头目一律抓捕,对一般群众实行拥军爱民教育,建立“三结合”革委会。 孙卫国进攻莲河镇的部署很快被莲河一司情报人员送到莲河一司。汪仁船立即召开各机关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汪仁船作了出外考察情况的汇报,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自己的看法,他结论说:“莲河镇即将失败,我们的战略战术观点也必须立即转变,转变为保护莲河人的生命财产,减少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建议:第一,放下武器,总部负责人把武器交给孙卫国;第二,解散莲河一司和莲河政府,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莲河镇;第三,烧毁文件,特别是各级花名册;第四,刷写毛主席语录牌和‘万岁’之类的标语,显示莲河人是忠于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第五,总部主动逮捕反革命分子汪仁船交给军管会;第六,把外地来莲河的同志用帆船送到江对岸,让他们逃生。只有作到这六条,才能达到我们战略转移目的。” 汪仁船讲完,会场上一片痛哭声。 “我不赞成汪仁船的意见!”李长友站起身来说,“大丈夫要有舍生取义的精神,我要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不成功,便成仁!”费宏志叫喊。 “誓死保卫莲河民主革命成果!” “不搞投降主义!” …… 一下子,会场一出现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汪仁船十分冷静,让大家议论了一番后,说;“大家冷静地比较一下。如果打仗,打败孙卫国,就会招致百万敌军打来,我们不能赢,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了,没有报纸,电台报道莲河事件,不但白送死,连影响意义也没有,成不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且,把八万莲河人的生命也赔进去了,我们忍心吗?既然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下场,还要去当什么英雄、烈士,那就是匹夫之勇。如果不打仗,我们中最多就是死汪仁船一个人,其余的人只是坐牢,能活下去,以后重来,也避免了莲河人遭到大屠杀,保存了民主革命种子。二十年后,现在二十岁的青年人就是有斗争经验的四十岁的中年人了,对中国的民主革命贡献才大。这不是什么投降主义,而是长远的战略转移。同志们,我像你们一样想保卫莲河民主革命成果,不愿断送我们创建的民主政府,但是,好的愿望不能带来好的结果。我们只有作无可奈何的战略转变。我请求大家让我独裁一次,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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