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柯善恶梦：第一回、写小说难辨是非事生疑团易做善恶梦 (下)

“其二”与“其一”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一个文艺理论的重大课题，也有不少人论述过。梁启超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遵命文学”权威人士说：“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小说来教育人民，”“不能用小说来反党”。当代小说刊物、出版社的编辑、社长们说：“作品必须得到读者的认可，要读者感到有趣味性、可读性；还要有市场经济效益。”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无所适从。

这“其二”可分为三个支问题：中国的文化市场怎样？中国的读者怎样？中国的作家怎样？这三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很简单，只有官办的新华书店，只有写“遵命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只有接受“遵命文学”教育的读者。到了邓小平时代，被经济改革开放搞乱了，文化市场有两类，读者有三类，作家有三类。

文化市场有两类：官办的新华书店和民办的书摊子。在新华书店里摆出的小说故事类作品，绝大多数是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元帅传、将军传和历来的“遵命文学”。其间也插进一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封、资、修”作品，用来点缀改革开放。精装本多，价格昂贵，不能讨价还价。在民办的书摊里，则较然不同。几乎没有新华书店里的文学作品，偶而有几本，也是当作废旧书贱价出卖：一律二元。书摊上摆的多数是武打、色情、赌博之类的作品，也有“封、资、修”作品，还有放在暗处的盗版禁书。定价不一，当面议价，平装本多。

读者有三类。第一类是党政干部、机关公职人员和在校大学生。他们由领导组织到新华书店集体购书，分发给每个人，当必读的政治教育资料。他们看电影和录像，也由领导组织集体包场，接受政治教育。他们读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之类，是要继承革命遗志，确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学习元帅、将军们成功之秘和忠义英雄主义，研究官吏之道，学会政治权术和胆略，以便有革命行动：对上阿谀逢迎、过河拆桥，对下大义灭亲，欺压敲诈，对外向美帝说“不”，对内窝斗。他们为了个人消遣，也犯自由主义，有时到民办书摊里去买书。第二类读者是在校中小学生和只有阅读通俗小说水平的市民、农民。他们是民办书摊的“上帝”，是所谓“最广大的读者”。所谓“有趣味性，可读性，有市场经济效益”的创作标准是针对他们制定的。他们水平低，鉴别力差，经济困难，精神空虚，高级娱乐享受不起，名著看不懂，对革命老前辈、元帅、将军感情不深，没有政治抱负，就去读通俗小说。他们当初读书时动机不坏，吸收知识，取乐好玩，消磨时间。谁知那通俗小说却是庸俗小说，武侠小说却是武邪小说。所写的人物是侠客恶徒，地痞流氓，嫖客妓女，赌棍骗子。所写的事是侵犯复仇，结义成帮，笑傲江湖，两肋插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赌博时钱如废纸，淫乱时摆弄性器官；人物奇特，悬念扣人，情节荒诞，场面惨烈。渐渐地，他们被吸引了，引诱了，熏陶了，教导了，去做那书中的人，去干那书中的事。这下子急坏了家长、教师，乐坏了作者、编辑。第三类读者是大中小学的教师、医生、白领工人。他们知识水平高，批判能力强，喜欢到民办书摊买禁书，从书中消遣陶情，发泄愤懑。他们有时也看庸俗武邪小说，那是为了博得一笑，教育子女或学生去识别和批判。他们有时也看“遵命文学”，那是为了了解文艺动态，激发不满情绪。

作者有三类。第一类是“遵命文学”作者。他们垄断了官方文坛，他们的作品也垄断了文艺刊物、新华书店、邮局、电视剧、电影，不愁销路，只稳坐文坛“忠义堂”里收钱。他们有固定的高工资收入，有丰厚的稿酬，还有官方和他们的前辈所设立的各种文学奖所分配得到的奖金。他们中有人钱多得几代人都用不完，就拿出小小的几十万无来设立“XX文学奖”，让自己千古留名，后继有人。但是他们的声望和尊严受到了民间通俗小说家的损害，作品受到民办书摊的拒绝，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出“忠义堂”，到新华书店去凭自己的权威签名卖书。他们很恼火，板着面孔和架式，骂民间通俗小说是不入流的庸俗作家，是出卖灵魂、毒害青少年的下流作家。他们自我吹嘘和相互吹捧自己是严肃作家，作品是纯文学作品。他们恨不得用鲁迅的匕首、投枪把民间通俗小说家赶尽杀绝，把民办书摊杀个人仰马翻，维护他们的一统文学天下。他们有时也经不信金钱的诱惑，由嫉妒而羡慕，隐姓埋名去写庸俗武邪小说，或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加进武打、性交描写，以售其奸。如果就作家个人品质和作品对青少年毒害的程度作比较，“遵命文学”作者比通俗小说作者下流庸俗百倍。前者混入了官场，完全丧失了天良人格；后者游勇于民间，还保持个人独立精神。前者是酷吏，后者是流氓。前者的作品通过官方，在学校对青少年长期地强迫地进行“洗脑”，麻醉和奴化青少年思想，完全扭曲青少年的灵魂，是家长和教师无力挽救的。后者的作品在民间通过自愿接受方式，毒害青少年，是短暂的弱小的，家长和教师有力挽救。第二类是通俗小说作者。通俗小说本是雅俗共赏的“俗”，是“和者众”的“下里巴人”小说，如《三言》、《二拍》和当代的《故事会》之类。可是，我们的通俗小说家和编辑、社长们嫌它不够俗，不够剌激，没有趣味性，经济效益不高，就去写庸俗武邪小说。他们不是提高第二类读者的阅读趣味，而是迎合第二类读者的趣味，并且降低第二类读者的趣味，使那趣味越来越庸俗下流。他们瞄准第二类读者，一个作者一年写出好几百万言的小说，一个劲地狠狠地掏中小学生口袋的书本费和市民、农民的口粮钱。他们自己富了，也使编辑书商富了。他们中有人成了亿万富翁，就花钱买个“XX大学”教授头衔，取得名分，以正其位，入伙到“遵命文学”的“忠义堂”里。他们掏尽了穷苦的第二类读者的腰包，又毒害了第二类读者的心灵，干的是一桩“劫贫济富”、“毒万千载”的罪恶勾当。可是，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干这种罪恶勾当。什么名人、名星来了，写起“轶事”、“秘闻”；什么编剧导演来了，拍摄庸俗武邪影视片；那第一类正人君子也偷偷摸摸地来了。一时间，庸俗武邪、轶事秘闻的书本子，火车拖，汽车拉，大街小巷满满。这景象，正如工业区的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烟烟囱同时冒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弥漫天空，覆盖大地，没空白处。顿时，买书的少男少女、老人青年，摩肩接踵，勾腰搭背，校内校外，城镇乡村，人手一册。人人成了书生文人，家家成了书香门第，出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繁荣盛况。与此同时，另一种盛况也现了：道街上，刀光闪闪，血肉横飞；热闹处，剥少女衣服，嬉笑取乐；夜晚，飞檐走壁，撬门入室；白天，裸身跳舞，嗲声嗲气……这两种盛况，真可以让中国的忠义民族英雄们向诺贝尔文学院说“不”，向美帝说“不”。第三类是有良心有人格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这类作者有两种人。一种是从第一类作者群中分化出来的有恻隐心的作者。他们在“忠义堂”里写文猎官，感到良心受到谴责，个性受到压抑，就想挣脱“遵命文学”的罗羁，写点有个性有责任感的文字。但是，他们与“遵命文学”藕断丝连，又害怕违了圣命，就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的，如履薄冰，写出四不像的伤痕，反思作品。他们中也有胆大的，写出人道作品，并且钻空子出版了，但是，作品立刻受到封杀，作者被流放他乡。到了他乡，时过境迁，热情冷淡，就很难写出好作品了。另一种人是民间守着孟子“三‘不能’”精神的作者。他们对恶势力体验最深，对社会认识最深刻。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与别国大作家比肩”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能出版，甚至被毁灭在萌芽状态。我有个同学叫文道义，被同学们戏称为当代的吴敬梓。他说：“遵命文学不叫文学，叫奏折。我是决不写的。”改革开放后，他以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到了，就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了五、六年，只写一半，却被人告发。手稿被警察没收，人被法院定为“利用小说反党”的反革命罪，开除了公办教师职务，坐了五年牢。他出狱后，妻子离散。他迂腐不会营生，又性傲，不求人，在忧郁中疯了，死去了。文字狱是自秦始皇时就有的。但是，《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有人敢写，敢抄，敢印，敢传，敢评，流传至今。可见“家天下”时文字狱不那么严厉。现在“党天下”了，文字狱用上了高科技，无处不有，森严壁垒，动笔则有被抓被关的危险。不写“遵命文学”和庸俗武邪小说，文人实在没出路。不过，我还是遇到几个没死的文道义在写作。

对以上三类作家，七十年前有四个名人作过不同的评论。鲁迅为第一类作家欢呼，骂第二类作家是“文艺小摆设”，斥第三类作家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质问第一类作家：“文学有阶级性么？”鼓励第三类作家：“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梁启超批评第二类作家是“华工坊贾”，赞颂第三类作家。他说：“大圣鸿哲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工坊贾一、二者败坏之而有余。”“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陈独秀猛斥第一类作家为“腐儒”、“妖魔”，高颂第三类作家。他说：“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腐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火炮为之前驱！”大师们言人人殊，我昏头转向，疑团“其二”没消释。

我的思想横骋纵驶了一遍，又回到了原处。心田仍是一片黑暗，两个疑团仍在。我凝视着桌上那一大堆本子，幻想那本子里几个有水平的人物跳出来，给我智慧和勇气。太阳当顶了，强烈的光线从树叶中透射下斑斑点点，灼着我的后脑壳和背脊心。我浑身热辣辣的，头脑昏沉沉的，两手发软，眼皮发胀，优在桌上瞌睡起来。忽然，院门开了，走进一男两女。那男的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一望，是王旭元、高云英、郭素青。我连忙上去一一握手，进屋搬出三把小椅，端出四杯白开水。四人围着桌子坐下。

“听柯和贵说，你在写小说。是吗？”王旭元问。

“是的。但是，我连题目也定不出来。”我说。我就把心中的两个疑团说了。我又说：“你们都是这堆材料的人物，就帮帮忙吧。”

三人就翻看起那一大堆本子来。他们看书的速度比我快千倍，一会儿就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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