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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中国的历史出现了转折,帝位下移,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到来了,本书的故事也随之转折。 翻开柯和贵的读书笔记,有一篇《论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了奇文共欣赏,现择其与本书内容有关部分抄录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国主义覆灭,殖民主义消亡,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三种经济和政体模式:农耕社会, 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农耕社会,也称为黩武社会,独裁社会。经济上,以农耕为模式,以土地为重要资源,用武力捍卫和扩张领土。在政治上,维护和加强独裁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宣扬传统的帝王独裁思想、与帝王思想相融的以斗争、专政为原理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民族主义,抵制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思想。其类型有:亚、非、拉王国政体、政教合一的独裁政体、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政体。工业社会,即工业文明社会,烟囱工业时代。在经济上,以工厂为模式,以机器为重要资源,以牺牲社会成本为代价,使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在政治上,放弃独裁、黩武,转为民主政治。在思想上,接受和宣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使国家融入到世界民主潮流中去。其典型国家和地区有: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台湾等。后工业社会,即知识社会,信息服务社会,技术电子时代,在经济上,以公司为模式,以知识为重要资源,考虑全面的社会效果,日益淡化利润因素,自由资本主义向服务于社会的模式发展,股东逐渐代替资本寡头,市场由商品竞争转为人才竞争。在政治上,政府由统治者逐渐转化为专业服务者,民主体制日趋完善完美,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捍卫人权,打击邪恶的暴政和恐怖主义,促进人类向文明协调的方向发展。其典型有:美国、英国、瑞典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和平发展机遇。如果中国当权者从国计民生考虑,选择工业社会,中国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变为工业国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中国人用传统的农耕思想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跟在斯大林的苏联屁股后转,捍卫和加强中国落后的农耕社会,强化独裁专制,向国民灌输落后的反动的帝王传统思想、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专一与农耕社会的独裁政权结盟,搞“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反帝反殖运动,抵制世界民主潮流,使中国政府成为邪恶的独裁政权,使中国倒退到了两千多年前,失去了三十年的发展时间。 邓小平上台了。邓小平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么?他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呢?现在我们来看邓小平干了些什么。 邓小平本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在井冈山时,博古反毛泽东,邓小平被当作毛路线分子而“下水”,毛泽东夺权了,就重用邓小平,在设有两个主席的六十年代,邓小平想在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左右逢源,触怒了毛泽东,被当作“另一个最大走资派”而下水。后来,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为实现“家天下”服务,邓小平却坚持“党天下”,与搞“家天下”的江青“四人帮”作对,被当作“右倾翻案风”头子而“下水”。后来,毛、江集团垮台了,邓小平又起水了。邓小平的“三起”,使他敬佩和感激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举毛泽东旗帜搞“党天下”独裁专政;邓小平的“三落”,使邓小平怨恨和反对毛泽东,决定在经济建设上与毛泽东“对着干”(注:“对着干”是当时的时髦语)。 邓小平作为一个新起的中国独裁者,其思维方式是无法跳出中国历史的帝王专制思想巢臼的。中国帝王专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勺一瓢足可使某个独裁者使用一辈子,也足可以蒙蔽住贫穷愚昧、受帝王文化熏陶几千年的国民和深受中共歪曲了的历史教科书的教育、毛泽东思想麻醉的中国大学生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邓小平去“勺”了哪“一瓢”呢?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1、不如毛泽东资历老,威望高,在老帅老将中是“小”字辈,在朝廷上不能指鹿为马,不能“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要搞“四项基本原则”,举起毛泽东旗帜,变“领袖一人独裁”为“寡头政治”。2、不如毛泽东文化水平高,读书太少,写文章连语法、逻辑也不大懂,词语修饰不当,不敢自己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敢提“解放思想”的口号,让改革派理论家去攻击毛泽东的僵死教条,他从中即兴讲话,推波助澜。3、比毛泽东懂经济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敢大胆反对毛泽东,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有了这种知己知彼的认识,就去“勺”了“慈禧垂帘听政”和张之洞洋务运动那“一瓢”,把那“一瓢”和自己的“猫论”揉合起来,用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片言支语来包装修饰,就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死死控制住中国人的大脑,使其中枢神经麻木,不能独立思考;开放中国人的小脑,使其运动神经活跃,手脚灵活运用,争着去做捉老鼠的“白猫、黑猫”。说得艺术形象一点是:脑袋戴皇冠,上身穿紫袍,左手执笏,右手提手机,下身穿西裤,足蹬洋皮鞋,既具有中国帝王传统特色,又具有西洋时髦风度,使中国成为地球上的一个畸形儿。 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种“三不像”的改革开放设计方案呢?究其宗旨就清楚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宗旨是:不是从广大工人、农民、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而是从维护“党天下”的特权阶层利益出发,让有特权阶层在改革开放中有权钱交易的优先权,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这一点来说,邓小平改革比不上王安石变法和康有为维新。只能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相比。 邓小平就是这样按照独裁者的思维方式对改革开放进行总设计的,其主要黑箱操作和结果如下: 一、改革开放的主要操作。 〈一〉、平反冤假错案,争取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稳定政治局势。邓小平一上台,扶上胡耀邦。凡是受毛泽东、林彪、“四人帮”打击的老帅老将、高层官吏一律平反昭雪,活着的复职、升职,死了的安抚家属。同时,胡耀邦连带着在民众中摘了“五类分子”的帽子,赢得了高层政治势力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孤立和打击毛派死硬分子,维护和扩大了党天下的特权阶层的权力和利益。 〈二〉、建树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四项基本原则”和“猫论”。现代的每个独裁者有一个通行的主要的统治术——精神麻醉术,把自己的胡说八道吹成伟大的主义或思想或理论,用枪炮、监狱等强制野蛮工具,逼着国人承认、学习、洗脑,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害怕和不允许民众有思想言论自由。譬如: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都是一堆胡言乱语,却被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要党徒和民众信奉,就像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头子麻醉强迫其成员信奉其精神领袖的咒语一样。邓小平当然要采用这种麻醉术,强迫国人信奉他的理论。邓小平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步骤是:〈1〉、反“左”。所谓“左”,是指坚持僵死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在邓小平新的独裁政权刚建立的时候,这种“左”的政治势力和宣传迷惑力最大,威协性最大。邓小平要想稳住政治局势,必须反“左”。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来鼓励改革派反驳保守派。改革派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了“两个凡是论”,重弹“实事求是”老调,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这样,把最有势力最顽固的毛分子汪东兴、华国锋等赶下了台。后来,他又不断地批判邓力群等人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想。邓小平反“左”,却容“左”。他和老帅老将们把“左”派看成是“党天下”内的一家人,有不同意见,通过“批评——团结——再批评——再团结”的模式团结起来。在组织处理上只不过是降职、退居二线、退休,但要保住共同的特权既得利益。这就比毛泽东对高干的残酷打击宽容多了。〈2〉、反右。所谓“右”,是指民间要求政治民主、新闻言论自由的民主活动人士。邓小平主张“解放思想”,反“左”,对外开放而打开国门后,这就难免世界民主潮流的涌入和国内民众出现民主需求。一批先知先觉的民主人士就站出来为民众的民主需求说话了。这些民主人士,老年的有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中年的有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红卫兵学生,青年的有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这些民主人士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最高处。忧国忧民,要求经济改革必须有政治制度改革与之相配套,要求摘去皇冠,脱掉紫袍,甩落笏子,使中国成为完整的现代人,融入现代世界社会。这种民主呼声当然是人民的心声,得到多数人的响应,于是就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异化论、《苦恋》、《将军,请不要这样……》、《河殇》、“一二·九运动”、“六·四运动”……邓小平和老帅、老将们立即敏感到,这股“右”的民主势力主要来自党外、民间,还得到一些党内当权者的纵容、支持,来势凶猛,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在侵犯特权阶层利益,在摧毁“党天下”。邓小平和老帅老将们,把“右”当作是“党天下”中家奴犯上作乱,是叛逆,是阶级敌人,必须坚决反对,无情镇压。用王震的话说:“老子们打下了天下,养活了那些教授们、学生们。现在,他们还要反对老子们,想夺天下。”一副纯粹的山大王嘴脸,一种纯粹的黑社会拐子大哥的口吻。邓小平和老帅老将们采取两手。一手是文斗,欺骗广大民众,诬蔑民主言论和文章是“精神污染”,要清除;诬蔑民主活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诬蔑“六·四运动”是反革命暴乱,要镇压。另一手是血腥镇压,抓一批,赶一批,杀一批。这就比毛泽东凶恶多了。毛泽东还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可是邓小平和老帅老将们可没有那么多奸巧,只知道赤裸裸地杀,杀,杀! 邓小平在反“左”、反“右”中,在经济建设改革中,头脑发热,情绪错乱,即兴讲话,说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话,也说了许多生动有用的话。譬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反对右倾保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平息反革命暴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子过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社会主义老是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这些杂乱无章的应急即兴讲话,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打得七零八落,粉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革命经典著作的唯物辩证法,撕开那些装着正经八百、故弄玄虚的革命大师门的神圣面纱,打破了斯大林——毛泽东的僵死的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把中国拉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中国经济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与民国政府的经济建设接轨起来。一方面,邓小平的不成体系的讲话,使思想僵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冲破了思想牢笼,推倒了思想崇拜的偶像,解放思想,认识到:“三起三落”、说话没有逻辑性、不通语法的邓小平如此大胆,一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思想理论家,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不是什么鸿学圣哲,是靠枪炮监牢树起来的理论权威。另一方面,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生产积极性,国人都大胆地争着去做抓老鼠的白猫黑猫,使国民生产发展起来了,出现“胡赵中兴”的国民经济繁荣景象。可见要治好国家,必须抛弃精神领袖,打破“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的主义和战无不胜的思想,只需要领导人在他的任期内,做出临时治国方案和应急指示,就可以使国家强盛,国民富足。可惜的是,邓小平不愿和不敢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作应急的即兴讲话,又不让别人有思想言论自由,致使他的改革开放走进死胡同。邓小平的讲话不是什么伟大的理论,不应束缚后人思想。可是,邓小平和他的党徒们,却把邓小平的应急即兴的零乱讲话,吹捧为邓小平理论,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强迫国民和学生们学习,进行洗脑,这不仅“是个大笑话”,而且是个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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