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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柯和贵安顿好了柯天任,了却了一件心头大事,也减少了一件负担。家中再无大的牵挂了,不需要经常往家里跑。 自从改革开放后,柯和贵心情特别舒畅,成天满面笑容。他好像得了健忘症,不仅不计较柯天任,而且也不计较陈继烈、瞿思危那一帮人,把他所受的磨难、侮辱、诬陷忘得一干二净。他也忘了李秀云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与李秀云分床三年后,又睡一张床了。他歌颂改革开放,比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热情高多了,仿佛改革开放是他制定的政策,是他家里最大的喜事,比他结婚、生子、发财、升官还值得庆贺。他与人谈起改革开放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时间长短。当有人怀疑改革开放时,他一个劲地作解释;当有人反对改革开放时,他不顾情面,气愤地反驳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仿佛体内储蓄着的巨大能量找到了释放的时间和空间,不知劳累地干,总有使不完的劲。柯和贵这种反常表现,使人不理解,用李秀云的话说:“得了神经病。” 柯和贵确实有些神经质。原来不爱与人写信,许多被他推荐上大学的知青和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他写信,都懒得回信。改革开放了,他却主动地给那些人写信。信中既不说个人的事,也不说学校的事,专歌颂改革开放,鼓励他们为改革开放出智出力。他给在中央党史办工作的邱云海写了一封信,热情洋溢地说:“改革开放了。这是一次真正救国救民的大革命,是不流血的和平的大革命。邓小平是中共党史上真正救国救民的伟人。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热情欢呼,积极投入。 “批判‘两个凡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理论上的真正‘拨乱反正’。僵死的教条主义给中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需要利国利民的实用主义,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主义’、‘思想’来锁住我们的头脑,只需要强国富民的应急政策和法律。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就是穷’、‘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实践上的真正‘拨乱反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领袖独裁制度,给中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太穷了,肚子太瘪了;我们太愚了,头脑太僵了。我们需要思想解放,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制度,我们需要民主政治。看来,邓小平先生和一些中央开明人士,具有很大的气魄,决定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领袖独裁,走孙中山先生的道路,我预见:五年内,就能解决温饱,完成政训;十年后,就能繁荣昌盛,实现宪政。我们将不通过革命战争而走进民富国强、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这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大福。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先知先觉,拥护改革开放,容忍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病,尽心尽力地促进改革开放进程。你在中央,更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忧国忧民,做改革派;不应该患得患失,做保守派。我作为一名教师,一方面要为改革开放唱赞歌,另一方面为改革开放培养人才,扩充改革开放队伍,增强改革派势力。我们决不能让保皇势力占上风,决不能让改革开放变成‘百日维新’,决不让邓小平时代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时代。” 柯和贵本来是个敢大胆直言的人,改革开放后,当局提出解放思想,对思想言论放宽了些,不以说一、两句对党政不满意的话来定反革命罪,柯和贵就更大胆说话了。他不仅对知心朋友、学生、同事说反毛泽东思想的话,而且对外人,在大众场合下也说。他在给考干知青辅导语文课时说:“考干,就是考官。毛泽东时代,是提拔制,专门从工人、贫下中农中提拔一些野蛮无知的革命积极分子做官,提拔的标准是会斗人,会打人,会搜家,会翻脸不认人。这种官必然是酷吏悍吏。改革开放了,采取了科举制,就是说‘读书做官’。虽说没有完全废除任命制,采用民选制,但毕竟是一项政体改革。中国历史上,官有两类:一类是做贪官酷吏,为自己争权夺利,总想做皇帝。对上级,做走狗奴才,对老百姓做贪官酷吏。改革开放需要许多人才,唯独不需要这类人才。因为这类官是祸国殃民的恶棍,是改革开放的挡车螳螂。另一类是为民争权夺利的人民公仆,即所谓‘为民请命’的清官、为民呐喊的道义人士。改革开放最需要的就是这类道义人士。学员们,你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参加考干的知识青年。‘书,犹药也,治患。’你们读了书,你们是读书人做官。你们是知书达理的,是聪明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你们不会像原来的大队支书、区委书记那样有理讲不清吧,你们不会指着教师的鼻子尖怒吼:‘你是臭老九,老子是大老粗!’是的。你们进官场之前,先进了考场,你们是凭知识本领进官场的,这一点与‘革命积极分子’进官场不同。但是,由于民选制没建立,任命制仍在实行,进了官场,你们会发现官场是设在十字路口的的,你们的面前立即出现两条路:一条是为了捞个肥缺,为了继续晋升,巴结上级官僚。加上现在经济开放了,有钱了,你们又有知识,有心机,为自己争权夺利来得隐蔽,灵巧。你们就会成为贪官,闹乱改革开放,比野蛮先知的毛泽东时代干部为害性更大。另一条是你们始终保持读书人的恻隐之心,保持自己的‘清’,坚持孟子的‘三不能’精神,既要为民争权夺利,又要保全自己,使自己晋升,就要巧妙地与那些贪官酷吏周旋,斗智,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一股改革派势力,推动改革进程。你们才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清官,是真正的道义之士。不为势利所吓所诱,难哟!” 柯和贵白天表现得情绪激动,有些神经质,夜晚也精神亢奋,处在半睡半醒中,做着不着边际的支离破碎的琪花瑶草般美好的梦幻,还在梦中呓语,发笑,唱歌,欢呼。 柯和贵的梦幻有时出现受苦受难的母亲的笑脸。母亲忙碌着,把坛罐搬到屋场外,掏出有放了多年的谷糠,、野铁菱角。那谷糠成了团,牵着虫丝,那野铁菱角粉成了粑,硬硬的。母亲把那谷糠粉啦倒在干草上,放火灰肥。她又把晒了扫净的坛罐拉上楼,在楼板上放成几排,把黄灿灿的稻谷倒进去,坛满罐满。母亲看那装满稻谷的坛罐皱纹舒展了,笑得很灿烂,嘴里咕叽有声:“这田地到户真好。再不批挨饿了。”柯和贵看到母亲笑了,自己也笑了。 柯和贵的梦幻有受冻受饿的嫂的笑声。石小春在桌上摆了三菜一汤。那汤是猪肉汤,那菜中有一盘鱼,一个干菜,一个青菜,菜不是干的,而是油淋淋的。。一家人围着吃饭。石小春端着白饭冒尖的碗,吃了两碗,打着饱嗝笑着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一次饱肚,现在餐餐饱了,日日吃的是往日的年饭一样。”她笑得欢快,笑声很清脆。柯和仁却仍然有气,骂道:“入他娘的,再没队长扣基本粮了。要是五五年不搞那个鸡巴毛的合作化,老子早发家致富了,何止吃饱肚子。只可惜现在老了。”柯和义接口说:“合作化、人民公社饿我们二十六年。孙中山早就说过,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田地,自然有劲干,想法子把田地种好。那毛泽东倒行逆施,把田地收给官家所有。真混帐!”“是毛泽东好,还是邓小平好!”柯和贵故意问。“当然是邓小平好!”全家人众口一词。“我说改革开放好!”柯和贵大声叫。 一次,柯和贵做了一个奇怪的美梦。孙中山、李衡权、邓小平在南柯村太荒坪上席地而坐,讨论着改革开放。孙中山面南,戴着白色太阳帽,披着朱黄色披风,右手抓着竖在身旁的黑色手杖中段。邓小平与孙中山相向而坐,短茬头发,蓝色西装。宋教仁面东坐,两分头,黑色西服。李衡权面西,头戴黑红福神帽,身穿那件灰色旧长褂。柯和贵没坐,站在孙中山与李衡权之间稍后一点。这是三春的一个上午,和煦的太阳升起了两丈高,东风微弱,淡薄的几片云彩微微移动。南湖波光粼粼,远山一抹青黛。下头林枯木抽新枝,老枝冒嫩芽,鹊叫莺唱;太荒坪绿草如茵,清爽干净。孙中山说:“中国存在三个大问题:民族、民权、民生。民族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过了头,搞起民族主义了。民权、民生问题至今未解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邓小平说:“我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继承先生遗志,解决民生问题。”李衡说:“邓先生的市场经济政策已初见成效,解决了吃饭问题,经济建设到一定时候就搞不下去了。民权问题,高于民生问题,只有还权于民,民生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柯和贵见这么多大师在场,就想请教,插嘴问道:“如何解决民权问题呢?是搞君主立宪制、一党制、寡头政治制,还是总统制、内阁制?”孙中山正色道:“君主立宪制,别国可以搞,唯有中国不能搞。中国有五千年帝王历史,根深蒂固,国民只知有君,不知有自己这个‘民’。君主立宪制有‘君’字,国民就一心一意忠君了,不要国会、内阁了。一党制,寡头政治是帝王专制下的崽,就是帝王制。”宋教仁接口道:“在中国,不仅君主立宪制万万搞不得,连总统制也搞不得。总统虽然不是皇帝,国民却把他当作皇帝来尽忠,那当总统的人就极容易恢复帝王独裁制。袁世凯不是这样么?我主张内阁制,总统只能是国家的象征,不能有实权,实权在首相内阁。有人说我是内阁狂。是的,我一生就为在中国实行内阁制奔走呼号。袁世凯暗杀我,我不是又复活了吗?”李衡权说:“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关键是要废除一党制、任命制、民主集中制,实行多党制、民主直选制、全民公决制。在中国,搞民权实在很艰难,民众受帝王专制思想文化传统太深。首先,要宣传和教育国民,尽快走完政训阶级,早日实现宪政。”柯和贵说:“先生,搞民权的阻力不在民众。中国民众是很讲实惠的。他们吃尽了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苦头,一旦尝到了民主制的甜头,就很拥护。独裁者说,西方民主不适宜中国,中国民众不接受那一套。独裁者就利用中国民众只知‘忠君’和只知‘爱国’来向民主说‘不’的。人们再不能把中国难实行民权归罪于中国民众了。汪仁船就不这样看。他在莲河镇农村进行了民主政治实验,很成功,我们不妨去看看。”孙中山很高兴地说:“汪仁船找过我,是我派他去莲河农村作试验的。听说他做得很好。好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孙中山先生说着,撑着拐杖站起身。柯和贵连忙去搀扶。柯和贵看着这些老先生,心想:“没有车,他们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呢?我去弄车。” “把中山舰开过来。”柯和贵想去弄车的时候,宋教仁在叫。 柯和贵朝宋教仁叫的方向望去,在一片汪洋中,关帝庙旁停泊着一艘军舰。原来在倾间发了大洪水,比五四年的洪水还大,洪水涨到了太荒坪下坡高坎上。那中山舰轰隆隆地开过来了。众人上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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