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柯和贵看到学潮从北京闹起，很快波及全国，就关注起来。他每天要阅读几种报刊，定时看三次电视新闻，又和黄丰盛、辛龙水、张志成经常讨论。柯和贵四人看到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了学生、市民的愤慨，学潮发展到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就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公民党第三次全国议事会”，议论如何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
   在这之前，中国公民党在武汉已开过第二次全国议事会。到现在，中国公民党已有党员一万六千四百三十六人，除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省外，各省均有地方组织。党外组织有：武馆、气功协、职业介绍所、农民打工介绍所、学雷锋服务站、复员军人安置介绍所、排难解忧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科学技术咨询所等等，成员有三万四千七百多人，其中复员军人五百多人，个体工商户八十三人，教师和在校大学生一百十三人，入伍军人五百多人，北京市民六十五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生民主力量。
   中国公民党第三次全国议事会于五月八日在南昌市召开，与会者七十三人，各省都有议员。
   柯和贵作了《关于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民主大潮流汹涌澎湃，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民主潮流日益壮大。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逐渐与世界民主大潮流相交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公开主张废除民主集中制，采用民主普选制；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出现了民主政治组织，公开活动和宣传民主思想。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单民主墙、八六年‘一二.九运动’、八八年元月六集电视剧《河殇》播出，现在的大规模学潮.民主运动。
   “这种民主浪潮在冲击着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分化着中央高层领导集团。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为首的改革派，在经济改革开放后，看到了独裁制的阻力，主张政体实行渐次的改革，适应经济的改革。胡耀邦公开表态：‘防止反污扩大化’，‘宽容、宽松、民主’，让新闻言论有了一些自由的空间。赵紫阳对这次学潮也是抱同情、支持的态度的。但是，中国的皇帝是宁死也不放弃独裁权力的，毛泽东在奄奄一息时还发出最高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今，以陈云、王震、胡乔木为首的老帅、老将、重臣们和以李鹏为首的太子党们，是死硬保守派。他们一开始就反对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依了邓小平。后来，他们在经济改革开放中又得到极大的好处，才赞成了经济改革开放。他们决不允许触动他们既得的独裁制度一根毫毛，誓死捍卫一党独裁制。他们对自由民主特别敏感，特别恐惧，一发现有民主的苗头，就企图把它踏死。他们是实权派，掌有军权、警权、监狱权，随时可以向学生、民主人士实行国家暴力镇压的。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邓小平是个两面人物，又是个有力量平衡两方面的人物。从近十年的历史事实看来，邓小平是慈禧，只主张进行“洋务运动”般的经济改革，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死保‘祖宗之法’。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他在四月十五日说学潮是‘动乱’。
   “这样一分析，这次学潮民主的命运就只有两种：一种，学生、民主人士只是停留在宣传、游行、静坐、甚至绝食等和平形式上，没有坚强的民主政治组织，没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和目标，闹到一定的时候，遭到独裁者的血腥镇压，变成‘惨案’而失败。另一种，有坚强的民主组织在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策略，越闹越彻底，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人民性、反民主性暴露在天下人眼前，将共产党的丑恶嘴脸原形毕露，唤醒了市民，取得了全国民众的同情、支持和参与，造成了一个机遇，一个偶然性----市民起义，一举夺取首都，号令四方，建立民主政权。
   “中国改革开放到了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时刻，凡是有救国救民思想的人都不能袖手旁观，都要表明态度，有所行动。我们中国公民党更应该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联合一切民主势力，采取重大行动，看准时机，夺取中国民主斗争的伟大胜利！”
   柯和贵的《报告》鼓舞了与会者，群情激奋，热烈讨论起来。
   会议在讨论如何支持和参与的行动方案时，出现了两个重大提案。一个是辛龙水、李代仁等九人的提案：“趁着学潮混乱的时候，与金门、马祖连成一块，建成革命根据地，迎接台湾国民党军队登陆，最后举行第二次国民革命军北伐，定会得到大学生、民主人士、市民和全国民众的支援，夺取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辛龙水在解释这个提案时说：“和平演变是文人的良好愿望。独裁者是不会让出半点权力的，是不会让人去搞和平演变的。对暴君，只能用战争。农民虽然不懂什么是自由民主，但是，他们仍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仍是最下层的受苦受难者，革命性最强，打仗要靠农民。在战争中向农民宣传民主思想。”辛龙水列举了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毛泽东井冈山斗争，证明自己提案的正确性。另一个是张志成、黄丰盛等十五人的提案：“集中力量到首都北京城活动。首先，与学运、民运领袖取得联系，成立民主统一战线，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指导和组织学运、民运，支持中共高层内的改革派，揭露保守派，迫使中共高层进行和平演变。其次，和平演变不成功，保守派斗垮了改革派，调动军警镇压学运、民运，在军队未入城时，举行市民起义，一举夺取北京城，逮捕保守派头目，请出改革派领袖，成立民主政权，号令天下。要实行这两个行动方案，关键的是能否与学运、民运领袖一起建立统一战线。如果建立不成民主统一战线，我党不能单独行动，在军队部分入城时，全体撤出。”黄丰盛在解释这个提案时，重申了中国公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大会确定的民主纲领和《报告》，提醒与会者不要去搞时旷日久的农民起义、建立根据地。
   大会对这两个提案进行了一天半时间的争论，讨论，最后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辛龙水、李代仁的提案，以二十四票赞成，四十五票反对，四票弃权，被否决。张志成、黄丰盛的提案，以五十一票赞成，十九票反对，三票弃权，被通过，成了决议案。
   这本是民主制度的正常现象，可是，李代仁暴跳起来，指着黄丰盛的鼻子怒吼：“你是奸臣！天下的事就是坏在你们这些文人身上。斯斯文文，唯唯诺诺，见恶就怕，见死就躲，没有一点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老李呀，你冷静一点，不能凭匹夫之勇去行事。”张志成说。
   “两军对阵，勇者胜。大丈夫战死沙场！”李代仁大喊，“是时候了！怕死的就钻进；老鼠洞里去，不怕死的跟我去作战。我有两百人马，就能打下永安城。”
   李代仁说罢，一脚踢翻了椅子，扬起右手一招，跨步就走。这时，有三、四条好汉站起来，跟着李代仁。
   “你给我站住！”柯和贵猛地一拍桌子，喝道，“李代仁，你再向前走一步，就不要回来见我。”
   那李代仁还没走到门口，吃了一惊，把跨出去的左脚收回，站住。
   “老李，这是研究大事，你怎么能撒小孩子脾气呢？听柯老师的。”辛龙水上前拉回李代仁，按在座位上。
   李代仁是个烈性汉子，忠心照日月，气重如山。对柯和贵最敬佩，认为投了明主。现在，他看到平日和和气气的柯和贵突然大发雷霆，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坐在位上，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表白心迹说：“老柯，我对你，心是忠的，血是红的。我今年五十八了，要早有生之年，杀贪官，除暴君。我等不得了。”
   “老李-----”柯和贵拖长语音，亲切地叫。他的心也平静下来了，温和地说：“你的心情，大家能理解，你与黄丰盛有意见分歧，大家能谅解，但是，你的态度，大家不能接受，你目无纪律，分裂组织的行为，大家不能接受。你说别人怕死，你是敢流血牺牲的英雄，这话不对。现在，我就来与你论一论‘勇气’的问题。”
   “古人根据人们对仁义的深浅不同，把‘勇’分为三种：大勇，中勇，小勇。大勇者，懂仁义，‘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重死，持义而不朽，是君子之勇也’。就是说，大勇的人，懂得大道理，重视生命，不轻易作牺牲，愿为民主事业舍生取义，不是凭一时血气之勇去拼命。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称赞的‘先知先觉者’。中勇者，重视忠信，轻视财物，结交好人，疾恶如仇，抱打不平，勇于牺牲，对具体的人和事认识清楚，但对仁义、国计民生的大事认识不透，就是我们平常所称赞的忠义英雄，是孙中山所指的‘后知后觉者’。小勇者，不懂仁义，无情无义，漠视生命，重视财物，不顾灾祸，为争衣食财物，杀人劫货，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匹夫之勇’，‘小人之勇’，是孙中山先生所指的‘不知不觉者’。我看黄丰盛就属于大勇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民主运动是北京西举民主墙运动，黄丰盛就第一次敢去演讲，宣传民主思想。警察来抓他，他跑到永安县来避难，不是怕死，而是认识到为民主事业作牺牲的时候没到，应该珍惜生命，一图一逞。李代仁就只算得上中勇者。他为人正派，有正义感，不屈服于暴君强权，愿为民主事业牺牲拼杀。但是，他不能把忠君、行义与民主事业分开来，不懂得斗争策略，不把生命当一回事，急于成为英雄。
   在座的各位是中国公民党的高层领导者，对照一下，自己对自由民主思想认识多少，属于那一种‘勇’。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小勇的‘乱世之民’行列中去。我们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些，应该 成为先知先觉者、大勇者，才能指导、领导民主事业。
   现在，我提议，给李代仁的行为以‘党内警告’的处分。“
   大会对柯和贵的提案投票表决通过，给李代仁“党内警告”的处分。李代仁作了检讨。
   大会主持人张志成说：“刚才是个小插曲，是个思想觉悟问题，需要大家今后花长时间去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现在休会两个小时，等全国总部提出执行大会决议案的行动方案，再来开会。”
   过了两个小时，柯和贵代表全国总部提出了《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行动方案》的议案。主要内容是：组织一万一千个指战人员，分为十个战斗总队。每总队一千人，下属三个大队；每大队三百二十人，下属三个中队；每中队一百二十人，下属三个小队；每小队三十三人，下属三个战斗组。江南总部为第一总队，云南、贵州两总部合为第二总队，四川总部为第三总队，陕西、陕西总部合为第四总队，北京、河北两总部合为第五总队，东北三省总部合为第六总队，山东、江西、安徽合为第七总队，浙江、福建为第八总队，两广为第九总队，江西、湖北为第十总队。全国总部直属六个中队，计一千二百人。全国总部直属队于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到达北京，由北京总部安排食宿。十个总队原地待命，如果接到命令，必须在三天之内进到北京城所指定的地方驻扎下来；如果没有接到命令，不准擅自行动或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