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恶，源其最大目的，无非是要灭亡中国；终其最大的破坏，则为十四年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正是这一场侵略战争，不仅使我们的祖国受尽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们正处于民主建国阶段的祖国损失惨重，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绝处求生和夺地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毛泽东那一句“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和周恩来那一句“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会成功”的卖国实话，无不证明了中共大陆江山乃是得自于日本，而非得自于国民党这样一个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十数亿中国人民才会异口同声地悲叹：“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无边苦难。”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才将北伐胜利与和平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毁灭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既是历史的一桩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全中国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债，是日本国永远也无法抵赖和永远也赔偿不清的。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著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著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著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二、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