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著日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然而，随著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著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03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队。”紧接著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04 苏俄蓄谋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著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06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07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著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紧密地围绕著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08 但该决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09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10 从而向中共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