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 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这是中共党史宣传教育的最常见场景，但殊不知，给学生们灌输的许多东西却是党的谎言。(大纪元图）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著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著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著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