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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席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著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著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