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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一场农民战争，又打的是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并以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为中共打天下成功后所建立的专制复辟政权，带来了双重的复辟性质和双重的复辟内容。即：它不仅与俄国的共产专制复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处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鼎盛时期，二是正值二战结束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三是以革命的名义推倒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四是它自知有一个靠阴谋起家和卖国发家的肮脏历史，所以，它才既要实行极权统治，又要挂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三权分立”为样式，将集中与专政作内容，藉以达到它全面重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复杂化”，即装模作样，非但无以掩盖它专制复辟的本质，相反，却更加地表现了它在本质上的极权化。

   第一、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一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便是它们所必须遵循的主张。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个特别支部。从一九四九年前传承下来，并曾为中共夺权卖力的这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是中共在中国大陆胜利夺权中所接收的八个历史包袱，却在初期起到了为中共装潢门面的作用。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不够听话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种种的遭遇；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听话者，则在一九四九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同时，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天，中共仍绝对禁止任何一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绝无宽容姑息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实际上，也就是中共这个“老子党”和这八个“儿子党”之间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国大陆人民对它们的嘲弄与不齿，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权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极权专制制度而论。中共在表面上确乎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政体，却是假的。因为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三权”机关，必须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党委派出的

   党组进行实际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现职、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级干部中选任；各省、市、县，包括各级自治区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均遵照这一原则依次在各级中共干部中予以选任。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级各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还要设立中共临时党组以具体领导和指挥会议。其各级常任机关不仅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而且同级党委还要派出党组具体领导之。在任何一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并在决定投票结果后，再召开本次会议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实后，再进行代表与委员的投票活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中共一位前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01 至于各级公检法机关，除掉各级均要设立党组以实行党的领导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党委设立各级政法委员会以实行统一指挥。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系统中绝大多数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判案人员，迄今基本上为中共复员转业军人。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党合作”、“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每一次错误政策，每一种倒行逆施，每一度内讧内斗，每一回无法无天，不仅均能够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一致拥护”，而且均能够在“法律”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根本缘由所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样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这些在宣言上、宪法上和各种法律、法规上所根本看不到的专制极权化“操作”，才保证了它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绝对权力，和对于这个政权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厢情愿。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才崇信共产主义的事实，便是明证。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乾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机输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党政级别，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为寺庙划等级，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谓“处级寺庙、科级尼姑”每遇而皆是，屡见而不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因对马教、毛教的普遍抛弃和彻底厌弃，而开始自己选择宗教信仰，并促使了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却又因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广泛镇压与坚决“法办”。显然，要想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历史，无疑尚需要一番极其艰难的奋斗历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