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著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著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国家，将同样存在著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导“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倒魏玛共和国，和挂著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著“洪水猛兽”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复辟。此

   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样与之难解难分。

第三、较量的复杂性

   一、复辟手段的复杂。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当他们自信有力量、有条件推倒民主革命、实现专制复辟之时，他们自然会采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复辟。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公然复辟，以及中国辛亥之后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然而，当之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更因为人民对于专制制度与专制统治的普遍厌弃，而不敢公然推行专制复辟之时，他们亦完全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实行复辟。首当其冲者，便是“假共和以复辟”，即宁愿丢弃王位、王朝之名号，而劫夺专制复辟之实。法国革命期间，路易· 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于共和旗号之下一心推行专制复辟的历史事实；都是它典型的例证。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复辟”也无以遮人耳目时，则乾脆打起革命的旗号以逞专制复辟之欲。他们有的打著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民族革命压迫民主革命；有的打著宗教革命的旗号，以教权专制取代王权专制；有的乾脆打起农民革命的旗号，来反对民主革命，反扑民主政权，归复专制制度。最时髦的，也是最具欺骗力量的，便是打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以推倒民主革命，复辟专制制度，建立极权统治。

   二、较量状态的复杂。显然，不论是革命要战胜复辟，还是复辟要推倒革命，其间，都极可能出现一种极其复杂的较量状态。如前所说，一是复辟手段的复杂，自然已为较量状态的复杂奠定了基础；二是种种政治力量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样会构成较量状态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历程中，不仅存在著坚定的民主要求和顽固的复辟愿望，而且也一定存在著不同层次的革命要求与不同层次的复辟目标。诸如既要反对专制、又要维护王权者，形式虽是共和、内容却是专制者，或形式虽是专制、内容却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种种思潮所推动起来的无政府要求，国家主义的呼声，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叫喊等夹杂其间，其较量状态的复杂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君主立宪”新政体，拿破仑藉复辟帝制以巩固新秩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又共和又独裁的性质，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两个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大分裂状况，以及北伐成功之后、国家统一局面之下的种种叛乱造反行径，都是复杂较量状态的表现。

   三、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由于民主革命的爆发常常需要历史的契机，如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但也正是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才导致了革命与复辟叠呈复杂的较量状态。在中国，辛亥前后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专制统治，战胜专制复辟，则必须号召、直至发动反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民族革命，因为专制列强与民主列强在中国专门支持专制势力以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在亚、非、拉，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虽然独立，种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淖，如菲律宾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特的专制统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权反对王权以发动民主革命，却反而陷入了更加专制的教权专制统治之中。当然，南非民族、种族与民主革命的交织，却最终地赢来了一荣而俱荣的胜利局面。显然，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虽有可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状态的复杂化，因而又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