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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作者：谢冀亮
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一走了之？
1966年的事情真是多。我被派到怀柔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还没有走人，因为生了病，在家里养病。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我成了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领衔签名者。
这年的3、4月，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带着从北大哲学系刚刚调出去的张恩慈等几个人，到北京大学来了。当时，我并不明白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意图。现在看起来，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前一阶段的社教运动起伏很大，暴露出学校存在的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他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什么时候来的，准确时间不知道，但是，曹轶欧到北大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张恩慈是刚刚从北大哲学系调出去的，回到学校，他难免要看望同事，说明情况。此后，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她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
我呢，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找我做过动员工作，动员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得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社教运动，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的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遭这么大的罪。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在北大表演过了，我是指陆定一指示张磐石在北大搞社教运动，整陆平(毛主席曾经说过，“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邓小平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三条指示，要把社教运动继续搞下去。彭真却要煞住社教运动的车，调转了方向，顶住了中央和宣传部，决定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么多大人物都关注着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说起来，康生不过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而已，比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来，职务都要低。我自己呢，在北大眼看着是难以呆下去了，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又想着通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我调动工作，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一走了之。因此，我也不想多讲什么。我对曹轶欧说，北大的事情，谁也搞不了，上边的人发指示，翻过来翻过去，还不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们倒霉？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北大的事情太复杂，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学校安排我下乡搞四清，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我这样消极的态度，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晴天霹雳般的“5.16通知”
我已经到下放怀柔搞四清的地方去看了一趟，接上了关系。因为回来后感冒了，在家里休息几天。我决定要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正准备到怀柔去，中共中央关于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发表了。学校党委进行传达，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的中央文件。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让因为年代久远而逐渐忘却当时的社会氛围的人们，和后来的不熟悉那一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理解我的心灵历程，我这里要较多地介绍和引用《5.16通知》的内容。
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通知》批判矛头所针对的，首先是当时在党中央排在邓小平的位置之后的彭真。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以至在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彭真现在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5.16通知”就是批判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一份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这个《通知》，把“汇报提纲”的问题说成“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然后，《通知》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对“汇报提纲”中的提法做了严厉批驳，给“汇报提纲”足足列了10条罪状，并且总结说，“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如此严厉地而公开地揭露和批判彭真，足以让全党全国人民震惊。尽管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从邓觉先那里，得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彭真，但是，“通知”的这种严厉口吻，我仍然没有想到。但是，事情并没有到彭真为止。“通知”的意义，是通过彭真的事例，说明党内斗争的严峻和危险性，说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都混进了许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向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进行斗争，要去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通知》号召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最后两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尽管说，在传达这份《通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这个文件的矛头所向，一是批判彭真和彭真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并且把彭真斥责为是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二是指明类似于彭真的人物在党内大量地存在，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清洗，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震惊与激动
“5.16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竟然是如此地充满危机，还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胆敢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还组成了反党集团，有文有武，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红色政权！
而且，进行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从“通知”的精神看，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它通过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不仅是北京市，而是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已经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党当时正处于多么危险的状态，党内的敌人猖狂到了何等的地步！
我是既震惊，又激动。我参加革命近30年了，虽然说，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接受过党内斗争的洗礼，但是，当年在延安，一来是我始终处于运动的边缘，二来年龄又小，对那一场斗争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教训。对于党内斗争，我是谈不上什么经验的。我投身革命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经受过战火硝烟的考验，但是，在党内，我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党内会出这样大的事情！
中央文件的精神，要揪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出版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号召和发动每一个党员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年纪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坚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多么危险，都毫不动摇，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战斗号令，我同样不能落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我想，中央文件所讲的，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标相一致，矛头是对准陆平这样的负责干部吗？而且，“5.16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是这次会议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人物，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这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至于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作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作为彭真等人的紧密追随者的确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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