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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工作组到校文革
作者：谢冀亮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我们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以后，由华北局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马上就进校了。
在此前后，陆平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扒墙头，等等。工作组呢，他们先是叫陆平劳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下台了，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就先参加体力劳动，听候上级的处理。参加体力劳动，就是表示犯错误了，要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陆平就在校园里劳动，拔草，结果呢，他一出来，一些好奇的学生和职工，就去围观，还有人辱骂他，这样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在公开场合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进行拔草劳动。后来呢，工作组就把陆平关起来，不让他露面了。
与此同时，各个系里也闹起来了。在批判校党委的同时，各个系的学生和老师，就追着系里的系主任或者是党总支书记，向他们发难，要他们回答问题，搞得他们很狼狈。我就在二院外边的树林下面看到一些系的学生追着他们的党总支书记进行批斗，群起而攻之，要他们交代问题。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个老同志。他是和李雪峰一起调到北京市委，当第二书记的，在当时就觉得他们取代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来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因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来领导运动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张承先住在临湖轩。他从临湖轩上办公楼开会，不过是100多米，他都要坐汽车去，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这是一点。另外，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也需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要求学生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这样，学校师生就感到又是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压制了。这样就给学生的印象很不好，觉得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张承先的一些做法，让学生们想到刚刚倒台的陆平既然陆平因为阻碍运动被赶下台了，学生们对张承先的举动由怀疑到反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随后，就发生了“6.18事件”，就是校园里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于6月18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那一天我是在系办公室，没有到外面来。就是这样，工作组不知道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以为我是“6.18事件”的后台，以为我是幕后指挥者。我告诉工作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好在后来工作组追查这一事件的时候，的确没有发现我与此事有什么联系，这才作罢。
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行动，我处在这个位置上，被毛主席肯定了，和以前的处境不一样了；不过，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知道运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但是，我对这类造成混乱的事情都是尽量躲开的。在我内心里，我是反对这么搞的。我也不到场。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是，张承先把它定成“6.18反革命事件”，肯定是错误的。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后来公布的材料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实际上，当时我的态度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有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不应该定成什么“反革命事件”，这帽子对于学生来说是太重了。
但是，我也保护工作组。工作组挨批以后，学生要批斗张承先，我阻止过。张承先离开北大，是我安排的。那时候学生们是不肯放张承先走的，要让他在学校里接受批斗，要和他算“6.18事件”的账。而且，揪斗工作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清华大学揪住王光美不放，就是因为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工作组充当过重要角色。当时给工作组定的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等等。在我负责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委会的工作后，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我讲张承先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学生乱戴帽子，压制学生，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对当时群众反对工作组的行动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工作组，我们和工作组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我请示过康生，康生也肯定说工作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没有揪住工作组不放，让张承先离开学校，不要继续批斗下去。他走了就没事了，工作组撤离以后，北大没有像别的学校那样，揪住工作组不放，我们没有到北京市委去揪他。
而且，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当工作组走的时候，我要求，把工作组里的海军同志留下来。(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是张承先，副组长有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郑希文等，工作组成员中也有一批部队干部。)为什么要留下军队的同志？那时候，学校没有了党的领导，也没有行政管理，校党委垮了，工作组走了，学校总要有人管啊。不管运动怎么搞，学校的正常秩序，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治安，都要维持，都要有人领导。一天也不能失去控制。我们和部队的关系特别好，直到成立校文革，我都坚持要有海军的同志参加。海军的同志为北大做了许多好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海军的同志是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北大的。
我自己呢，自从那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以后，就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人民日报》和全国的报纸上刊登，得到那么高的评价，我心里的高兴，是真的。可是，外校来的学生，部队来的同志，到北大来，都要求见我，使我非常为难。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什么大事啦？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我们就是跟着走了一步嘛。我出来见人家，我说什么，怎么说？直到我当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我都是心中无数。对于运动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应该怎么搞，我也是搞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么行？到了1966年秋天，我认为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已经贴得比较充分，意见提得差不多了。我想，毛主席应该指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贴大字报的高潮已经过了，大家都冷静下来，看看各单位都贴了多少大字报，给领导提了多少条意见，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都要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具体地进行讨论，进行解决落实。真的，我一直是这么想，一直想等到毛主席发表这样的指示，没准哪一天毛主席就说话了，运动就平静下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运动会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对江青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1966年的7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来，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应该不应该撤离。江青和陈伯达都在辩论会上讲话。陈伯达一口福建方言，他说话人们都听不懂，他请王力给他当翻译，讲了撤工作组的问题，讲了为“6.18反革命事件”翻案的问题。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非常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运动怎么搞，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样，你讲这些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好。当年在前方，听说延安毛主席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不“感冒”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对江青就看不上。
本来，在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姐妹俩来看过我，她们都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谈过话。我也看了她们带来的毛主席和她们姐妹俩的许多照片。我就是觉得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她们姐妹俩还是北大的学生，感情上对她们是比较亲近的。江青再怎么讲，我对她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江青在会上讲她们的坏话，对于年轻幼稚的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学生们以为张少华姐妹俩真是坏人，要揪她们俩，江青在大会上讲话后，大会还没有结束，学生们就开始要揪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了。她们还以为是我指使的。她们两个就逃跑了。江青当时正在红红火火，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点名批判，谁当得起？江青讲完话，张少华姐妹两个，就从北大跑掉了。跑就跑吧。我没有叫学生去抓她们。没有必要去抓她们。江青说她们是坏人，再怎么坏，也就是两个学生，还能坏到哪里去？江青怎么说，那是她的事，再怎么闹，是她们的家务事，没什么意思。我们不去管它。
后来，大约是在当年秋冬的时候，她们在逃亡中，写了一个条子给我，是叫她们的同学转交给我的，内容是说想回学校，是否可以？同时说她们跑到外边，生活很困难，处境很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当时我不同意她们回学校。北大的中央干部子弟那么多，运动开始以后，他们的父母被批斗，他们自己在群众中就受到歧视，陆续地成为学校的纠纷人物。当时在校的高级干部子弟我都想让他们离开才好呢，免得出什么问题，她们现在回来干什么？生活困难，我可以积极想办法。可是，我无法同她们取得联系。给她们送条子的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把那个条子塞给我就走开了。她们的条子上这样说，她们躲在一个什么地方，给她们的回信可以塞到她们躲的那个地方的门下面。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掉，没有办法找她们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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