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十三章 夺权与分裂
作者：谢冀亮
军训和题词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6年的12月份，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要求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一律回本校，复课闹革命。为此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并且决定要派解放军到学校，帮助搞军训。
我从上海串连回来以后，就在1966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中央文革召开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号召学生都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接受军训。我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搞军训。北大来的是63军，受到热烈欢迎。
这时候，各校的师生都在外面跑野了，要想马上收回来，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北大回来的学生最多最齐，回校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别的学校都没有回来多少。当时就有人讲，到底是北大，搞得好，把学生都叫回来了。
照我的想法，运动应该告一段落了。当时，如果没有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就要进入后期，揭发批判，问题都差不多了，应该坐下来，研究一下运动以来揭发出来的各种问题，看看哪些是确有其事，需要进行整改的，哪些属于捕风捉影，无稽之谈的；总之，是需要具体落实一些措施和政策的时候了。
派到北大来搞军训的63军很快就进校了。军队和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哪个部队到北大来，彼此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北大的师生都非常欢迎解放军。我自己当年就是从太南游击队里走出来的，曾经是一名军人啊。
63军在学校期间，1967年2月，他们帮助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不是我聂元梓要拉一派势力而成立的。不是我聂元梓组织自己的一派。在这以前，北大有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军训中为了加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在这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几个小的红卫兵组织，63军在军训期间，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把这几个小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贯统一的群众组织，取名为新北大公社。因为主要是学生群众组织，也有教员和干部参加，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的成立，还报了中央文革批准。
这里要讲一讲"新北大"一词的由来。这是毛主席在1966年8月17日给北大校刊题的词。在陆平等人倒台以后，北大把自己称作"新北大"，就像彭真倒台以后李雪峰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称作新市委一样。当时是校刊的人对我说，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请毛主席给咱们的校刊题个字。我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第一次题的字送来了，他还嫌没写好，又派人送来第二个题字。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给我，大意如下："聂元梓同志：上次送来校刊的题字写的不够好，现再送来一个，如不好，仍可再写"。这在当时都向全校公布了。毛主席的手迹很快就被中央档案馆给要去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底稿，也是被中央档案馆要走了)。真可惜，我当时没有复印一份，留个底稿，现在全凭个人回忆，难以准确了。因此，新北大公社的命名，是根据毛主席的题词而定的。
只联合，不夺权
一过新年，形势大变，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参与下，上海的造反派第一个起来，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并且以此影响了全中国。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夺权之风吹向全国，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的势头越来越大，不参加夺权也不行啊。
67年1月夺权的时候，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和学生一块儿出去夺。中央号召夺权，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夺，可是毛主席号召夺权，中央号召夺权，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瞎跑了几天，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跑去以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去干什么？学生还能取代华北局？可是不行动也不行，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夺权号召啊。开始几天，我也跟着学生一块跑了几个单位，如华北局、中央组织部等，瞎跑了几天，不知道怎么样夺权。后来，我先冷静下来，我理解，党中央的精神是说大联合然后才能大夺权。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央的文件和报纸上也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联合大夺权，我必须响应和紧跟啊。我就到地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这里，还有其它学校和单位的人也在这里，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当时，上海夺权以后成立的机构，不是叫上海市革委会，而是叫作"上海公社"，后来才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说着说着，他们就都跑了，他们都不理睬我，就剩下我自己了。在地质学院落空了，我就到清华大学去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开会，在蒯大富那里开会，计划联合的有工厂、机关、学校。我来了，大家都欢迎我，愿意和北大一起联合夺权，但是会正在开，蒯大富又跑了。他不辞而别，把我们甩在清华大学，自己跑到市委那里夺权去了。当时的夺权，好像是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夺权就是谁的了，所以蒯大富他们自己跑掉，就不会告诉我们了。
当时，人们对于夺权的理解，就是以为夺权就是夺大印夺公章。把一个机关的印章拿到手里，这就是夺权了。但拿到手以后怎么办？事先没有想，但是觉得被夺权的单位领导人就是走资派，反正夺了权，把大印拿在手里也没有想交给谁。反正不能叫坏人掌权，可是好人是谁？叫谁来掌权？事先一点儿想法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计划。就是领着学生瞎跑，还要跑得越快越好，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人家是头了。但是，就是这个学校是头，也不一定就是他掌权。几个年轻学生，他掌得了这么重要的权力吗？
蒯大富跑掉了，这样一来，我们也不好在清华呆着了，蒯大富都跑了，我们还呆在清华干什么？我们已经联络起来的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电部大楼里设了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电部大楼在西长安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地处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工厂、机关、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有，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是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先联合起来吧，至于怎么夺权，我们都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马上就去夺权。我们高教部去夺权，就是听了周总理的话去的。是我当时的一个既定想法，夺权要听中央的。当下就成立了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我说大家先登记一下，各组织要参加崐大联合的都把单位、电话、联系人登记下来，都回去等着，要中央有了指示，我们就立刻通知你们，立刻就叫你们来，就去夺权。几个造反派组织都是敲锣打鼓地来，来了就算参加大联合了，登记完毕，又喜气洋洋地回去了。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个组织，我们有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崐大，实际上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也就没有犯大的错误。
虽然说，文革发动起来不过半年时间，但我对于当下的夺权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已经从最初的坚信不移步步紧跟，向着独立思考、冷静分析转变了。我毕竟比那些单纯的大中学生、来自社会基层的工人农民们多一些工作经历，对于党政机关和各部门的情况了解多一些，对于政策性的问题也思索得多一些。我想，党中央规定的"十六条"里明明白白地讲，党的各级干部分为四种情况，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把这最后一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现在号召夺权，也是号召向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走资派"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向哪些人夺权？当然应该是向走资派夺权，总不能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权力都夺过来吧？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何况，即使是走资派，也还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够一概都打倒。我自己也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对于干部队伍，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在如何夺权的问题上，我就有自己的考虑。这也影响到北大的学生，对夺权运动参加得比较少。
但是，在全国上下的轰轰烈烈的夺权风暴中，我的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公开地讲出来的；不执行毛主席联合起来夺权的号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把毛主席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夺权的指示，为了慎重，故意作为是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要做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把联合夺权的口号喊得很响亮，行动却停止在联合上，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怎么样夺权，向谁夺权，我都坚持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等待中央有了明确指示再去夺权。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都非常活跃。蒯大富、韩爱晶都到市里去夺权，谭厚兰和王大宾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摊子。蒯大富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到广电部叫我去参加。是造反派，我不去一好就待浇失委去了。蒯大富说，我们要夺权，你参加我们的夺权委员会吧。我说行啊，我回学校，跟我们的学生说一说，你等我的回话吧。结果是回去就没话了有下文?
在那种形势下，夺权的行动，口头上我不能说不参加，但是我心里明白，我绝对不参加。我到了市委，看到那里的情况，更觉得不能参加。参加夺权的组织和人都很多，乱七八糟的，把市委的办公室造得一塌糊涂。这叫谁掌权呀？这些人也能掌权呀？还有，夺权的人们把新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人都关起来了。我想，你们把他们关起来做什么？你们不是背上包袱了吗？关起来容易，你们怎么放呀？(我们北大校文革对被工作组关起来的陆平等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如何管理，觉得是个沉重包袱呢！)你们要是把旧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关起来，还说得过去，毛主席给他们定了案了。吴德、丁国钰、刘建勋都是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倒台后新调来的，刚刚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犯错误也来不及犯大错误，他们能有什么大事？他们有什么大问题？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要是说，他们原先所在的单位，出面揪斗他们，如河南之于刘建勋，吉林之于吴德，那还说得过去，北京的造反派能抓住他们什么致命弱点、要害问题？难道说，所有的老干部，统统都烂掉了，一个都不能要了？我在现场看了一下，那种乱哄哄的局面，更使我坚定决心了。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你们掌不了权啊。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