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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除隐患”始末
作者：谢冀亮
“除隐患战斗队”冲着谁？
经过高教部夺权的活动，以及响应上海“一月风暴”到处夺权的风潮看，使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看法，文化大革命叫戚本禹他们搞乱了，群众组织被他们分裂了。中央说是要搞大联合，你们怎么从中挑拨是非，造谣说谎，制造矛盾，分裂群众？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对戚本禹他们的看法变了，认为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隐患。他们的目的就是由他们自己的势力夺权掌权，甚至叫叛徒掌权。
从此，我就开始注意他们的言行。1967年春天，正在筹备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和有关方面接触多了，关于王关戚，积累的材料多了。王关戚一伙在北京市是拼命地夺权，周景方、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等等，都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预选名单。我以为当时受命主持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工作的谢富治是上当受骗了，认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认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不应该这么乱，怎么这一帮人这么弄？他们就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隐患，要把他们搞清楚，要抓他们的后台。这时，我自己不便直接出面我还想在与这些人的周旋中，查清他们的底细。这样，我就让孙蓬一找几个可靠的人，选择了赵建文等，在北大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专门搞王关戚的材料，追查他们的后台。
我不能在大的场合讲王关戚的问题，但是，有些情况，还是要让周围的人们知道，要是我万一出个差错，他们也知道内情。1967年4月11日，我就给校文革的头头们讲了一次，看来王关戚他们是一伙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周景芳勾结在一起当时还以为谢富治是好人，是不知道情况受蒙蔽他们勾结起来，胡作非为，这个活动，哪个活动，搞分裂，拉拢一些人，搞名堂，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应该把他们的事情搞清楚，把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揭露出来。我就公开地讲，要揪他们的后台，看他们的后台是谁？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面，还组织特务小组织当时，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秘密地纠集了一些人，搞各方面的情报动态。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们一伙人在搞分裂，挑动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斗争，搞一些其它活动，拉自己的私人势力，安插坏人，让坏人掌权。
对于王关戚的问题，我是在小范围里讲的，可是，孙蓬一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他就在同一天的全校大会上，把我讲的关于北京市革委会筹备中的问题内容全都讲出去了。校文革的李清昆着急了，到三公寓去找我，我到了大会的会场，孙蓬一仍然在慷慨激昂地讲话，并且激起一阵阵掌声，讲得群情激愤。
孙蓬一在大会上讲话，我心里急得不得了，我又不能当众制止他讲下去。我就给他递条子，要他别讲下去了，连递了三次纸条，他都没有理睬。结果呢，孙蓬一的讲话把学生们的情绪激动起来了，学生们当天晚上就上街了，贴了很多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还有一批学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谢富治。我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再派学生出去，覆盖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这样，一批北大的学生在前面张贴反谢富治的标语，另一批北大的学生就在后面把他们刚刚贴出的标语覆盖了。我带着一些人到公安部门口去，把揪谢富治的学生都拦截回来，尽量地缩小后果。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为这件事情做了检讨。(有一段时间，江青等人都以为是我的助手不好，孙蓬一在闹事，因为孙蓬一在公开场合最活跃。其实，我和孙蓬一在反对王、关、戚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罢了。)
孙蓬一这么一讲，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让王关戚等把我们看作是眼中钉，用各种手段压制我们，把我们搞得非常被动。不过，他的讲话，也有积极意义，就是公开亮出了反对王关戚的旗帜，全北京市以致外地的反对王、关、戚的群众，都来和我们联系，互通情况，共同战斗了。
我们还是没有政治经验，没有现实头脑，在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就开始和王关戚斗上了，还要追他们的后台。一追就发现，他们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康生、江青，谢富治则是他们的帮凶。事情就很清楚了。有一次在北大俄文楼开会，校文革的头头和北大的许多战斗队组织都参加了，我作讲话，我把文化大革命里面牵涉到中央文革的事情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分析，正式提出与中央文革对立的政治口号，我说，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北大提北大的政治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反左不反右。为了怕他们抓辫子，我还补充说，我们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前的任务是反左。因为我看到，连农村的生产队长都打倒了，都成了走资派了，这还不是左吗？这时候，除隐患战斗队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掌握了一些材料，事情看的较清楚了。
“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也不听”
在这个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都找我谈过话，要压我放弃与他们对抗的立场。都被我硬顶住了。
1967年5月28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到钓鱼台谈话，以江青的名义劈头盖脑地批了我一顿，压迫我不要反对王力、关锋、林杰、吴传启，更不要把这些人同他们联系到一起。他们诬蔑我，说我要“6月血洗北京城”，“但我们都不给你算数，不对你进行追究”。他们说，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要我不要再反他们了。他们又说，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的，又是市红代会的，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的，我们非常希望跟你合作，希望你和我们站在一起。陈伯达还当面吹捧了我一顿，说我的大字报，和我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很好地合作。
我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他们说的这些话，并没有消除我对他们的反感和怀疑，反而增强了我以前的判断。这种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手段，太卑鄙了。想让我同他们同流合污，这办不到。我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听了满耳朵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什么“血洗北京城”等，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结果，没有等我说完他们就起身走开了。后来，我回校后又写了张大字报，表示要继续反吴传启、王力、关锋、戚本禹，并把他们与我的谈话内容公布出来，揭露他们的嘴脸。
这样，中央文革对我就很不满意了。江青到处散布说，聂元梓骄傲了，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了。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了。到67年9月初，王力、关锋先抓起来，后来又把戚本禹也抓了。1967年9月初，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会议，在会上先宣布把王力、关锋抓起来了，然后就批我，说我想当市革委会主任，说我有野心，谁的话也不听啦。主席台上的康生、江青、陈伯达都讲了，江青还说，“过去我和聂元梓不认识，我们没有来往关系，”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轮到周总理讲话，总理说，聂元梓反谢富治，只能暴露她自己。就讲了这些话。总理的话讲得真是巧妙。孙蓬一下来就跟我说，总理的话讲得好。总理并没有给我扣帽子定罪状，就说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怎么解释都行。他只认为我是反谢富治，我就是反谢富治的。我在会上一个字都没有讲。我不能检讨，我讲什么？我做的没有错误。
(注：根据笔者见到的一份题为《中央首长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传单所载，这次会议是在1967年9月1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德、周景芳、丁国钰等。会议精神，是在刚刚揪出王力、关锋等以后，对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和“开展第三次全国串连”等行动进行批评，号召造反派进行自我批评。江青首先讲话，关于聂元梓的段落如下：
“现在我讲一下聂元梓同志的问题。上一次开会我批评了她的缺点和错误，我没有说要打倒她。她错的我们就批评，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聂元梓在文化革命开始立了两大功。第一，她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第二，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上这两个包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聂元梓对不对？〈聂答：对。〉本来聂元梓羞羞答答的不想承认错误。你们也不给她一个机会。“红旗飘”〈北大反聂元梓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上次发言的人并不高明，到处受命抢、抄，要让我去抢、抄，我就不去。我希望聂元梓把包袱丢掉。我们记你们的功，但你们自己不要记功。我自己讲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要不断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就是吃老本，叫人家揪住，甚至连组织都要垮台。聂元梓的助手孙蓬一不好，孙蓬一出许多坏点子。我们对其他学校的一些小领袖〈戚本禹插话：他们自己叫头头〉有错误也要与人为善，善意地、个别地、小范围地说，不行就要大范围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聂元梓应该丢掉包袱轻装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么一个问题，我是不愿意人家打倒你们的，什么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也是一样。但有一点你们要记住，绝不允许把功劳背起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的不一定对，不对的，打倒、炮轰都可以，但我都是满怀热情的。”
北京市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江青单独地挑出聂元梓来“教训”一通，而且根本没有讲聂元梓的“具体错误”是什么，还要逼迫聂元梓自己承认。而且，这一段话，和江青的整个讲话，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打砸抢，是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而且，在江青之后讲话的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周恩来诸人，都没有牵扯到聂元梓什么事，这只能是江青脱离大会主旨的一次“跑调”，但也的确表达了江青对聂元梓的不满。《北京大学百年大事记》则在9月1日的条目下写道：“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录在这里，以便参考。)
北大太“温”了
其实，从66年运动一开始，就有一些分歧了。我不同意对老干部采取那样残酷的批斗方式。我不同意挂大牌子，弯腰，坐“喷气式”，不同意对被批斗的人不准反驳，不准发言，不论批斗的对与否都得强迫人家承认，这就和造反派的风格不一样。当时经过王任重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大会斗陆平，明确规定，就是不准挂牌子，不准坐飞机，不准罚站，让他坐着接受批判，还要允许陆平说话，允许他分辩，这样的斗争方式，“五不”，是请示了王任重同意的。王任重不主张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他主张在北大，害怕外边去的人太多，会场容不下，怕出事。我和校文革主张在体育场，相信我们能够控制局面。每批判完一个问题，就问陆平，是不是这样？他在当时的环境下，迫于形势，有许多问题就认可了。现在看，这样批斗陆平也是错误的，但当时采取这种方式，就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挂牌子、“喷气式”、不允许被斗人申辩的做法的。是比较文明的。结果就引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不满。会前，江青亲自跟我讲，你们这个会要登报的，结果会开完了，也没有登报。她不满意，说我太“温”了。就被认为是太“温良恭俭让”。本来在斗争陆平大会以前就说了，要向全国公开报道这次斗争会，结果呢，因为斗争会开得不激烈，不能令江青满意，中央文革就没有让新华社报道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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