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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十六章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
作者：谢冀亮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除隐患”战斗队主要是隐秘地搞王关戚等人的情况，是在小范围里与他们斗争，在大范围中，我们与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关、戚及其同伙谢富治等的斗争，则是在校内校外同时地展开的。他们呢，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着，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
中央文革在北京市搞分裂，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首先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王、关、戚支持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支持“地派”，反对北大。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王大宾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自称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这样，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1967年6月5日，牛辉林与陈伯达在北大单独谈话以后，立即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这时候，逐渐有一些人，一些老师、教授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正顺应了他们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北大就更是如此，北大历来就是非常活跃，见解纷纭的地方。现在呢，是那些对我不满，对校文革不满的师生员工，见到有人出头反对我，先后投到“井冈山”的旗帜下了。
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是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其实，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哪里就能想到那么多？那时候随便揪斗，随便地戴高帽子、挂大纸牌子，坐“喷气式”，这些侮辱人格的方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发生这些情况，我难以负责。我们开过斗争陆平的大会，事先就是针对当时群众批斗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规定了“五不”，不允许罚站，不允许被批判者不得声辩，不允许挂牌子，不允许坐“喷气式”，不允许戴高帽子。这是我和校文革搞的，就是想树一个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中央文革不满意，江青批北大太“温”了，挑动群众乱批乱斗。这样一来，局面大乱，乱批乱斗的事情，我哪里能管得了？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和校文革站在一起的，后来也“上山”，参加了“井冈山”。
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1967年3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我那时候，思想也不对头。我觉得，凡是跟着牛辉林跑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要跟着王关戚跑，就是要和我作对，和校文革作对。当时我认为，中央文革王、关、戚等人是野心家，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反对他们，而你们受他们的挑拨，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就是削弱了反王、关、戚的力量。反正你们站错了队，谁愿意走你就走，我不去做你的工作。其实，我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一下看法，把矛盾解决了就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学校里的人员参加那一派，我是谁愿意过去谁过去，我对他们根本不加理睬。你们就是都过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理睬你们。我心里明白，地派是受王关戚支持的，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但是，你站在王关戚一边，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我决不能拉你们过来。那时候我们是“老保”，是保守派啊！他们给我起外号“老佛爷”，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我是跟中央走的，我错也是错在跟中央的路线了，你周培源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那些搞人身攻击、搞左道旁门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了？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里就站到哪里，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有些这样搞宗派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着苏修跑。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也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运动中，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其实，学生批斗他，我是制止过的，不过不是公开出面，不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在下面做过工作，但是工作做晚了，没有制止住对他的批斗。还有，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这我都是反对的，都是做过工作后撕下来了。但是，我没有跟孔繁直接谈一谈，没有直接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我要是直接地和他谈一谈，为学生批斗他向他表示道歉，解释一番就好了。
张恩慈也成了我的反对派。他跟王关戚跟得太紧了。其实，张恩慈的离开学校，杨克明的离开学校，我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给他们开了绿灯。当时学校是不允许他们走的，我这个总支书记明确同意他们走，他们才能调动，我要是阻拦，他们也走不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复杂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重新组合，而且是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很多情况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地方都有两派，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自己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么久，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无法把党中央都统一起来，仍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我从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到担任校文革的主任，资历、经验和声望都差得很远，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能有多大的权力，我一个校文革的主任，能有多大的权力，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能够把全校师生都指挥得动，从来没有过什么“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了那么多话，党中央发布了那么多指示，都是三令五申，还未必能够全面贯彻下去，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又有多大能耐？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支持不下去，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许多，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这种冲击之下产生了分化。
(陈伯达的“6.5讲话”对于北大的局势影响甚大。据《北京大学大事记》所载，此后数天，情况如下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9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像，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6月14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以上诸条，表明了陈伯达讲话后北大群众迅速分化的过程，反对派组织纷纷成立，新北大公社内部有人分裂出来“造反”，也有的出面批判校文革。聂元梓“坚持大方向”的大字报，是表示她对于陈伯达批评的不加理睬，“六六串连会”则是新北大公社的坚定分子面对不利形势下的紧急举措。笔者)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如果说，陈伯达的“6.5讲话”，是北大“井冈山”的催产剂，那么，谢富治1968年3月的所作所为，就点燃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中央文革也好，谢富治也好，他们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混乱中夺取最大的权力的。我聂元梓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又拔不掉。我又不犯错误，不搞别的事情，他们抓不住。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着急。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李讷亲自对我讲的。是67年夏天李讷对我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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