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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长达10年的隔离审查
作者：谢冀亮
毛主席凌晨召见
1968年8月初，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京各所大学。
此事是从清华大学发端的。1968年7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武力抵制，死伤数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影响，也让我更加困惑。
为此，毛泽东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我也在被召见之列。这次谈话，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足足5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毛主席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自表态赞扬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红卫兵的一次最直接、最时间长的谈话，此前，都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开会，发表指示。这次毛主席召见，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都在场。只可惜，这不是在运动初期指示红卫兵应该怎么行动，也不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期研究新的情况和对策，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在召见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高校中两派对立、打武斗的现象，并且明确表示他是支持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的。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我呢，因为先前已经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怀疑，对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怀疑，在现场就表现得比较镇静。
(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有关资料，节录如下：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4个办法：1、实行军管；2、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作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3、斗批走；4、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10年8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笔者)
毛主席召见我们的时候，专门对我讲，“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出会场的时候，谢富治说我、蒯大富、韩爱晶，主席批评你们，你们一句也不检讨。我想，我拥军是对的，反对你谢富治也没有错。我没有理睬谢富治。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接下来，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
工宣队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尽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的名义和后来所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到1968年9月，又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地派”的。毛主席说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到大学里来，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要教育学生，但是，工、军宣队实际上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地派”，工、军宣队也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同样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在北大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实，我如果不反对王关戚，不反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不反对中央文革，我要是一直跟着他们走，可以说，我进中央是没有问题的。运动初期，江青就曾经向我发出信号，要我有事情就同她联系。我只要顺竿爬，哪里轮得到迟群、谢静宜掌权之后作威作福，对我狠下毒手。江青他们讲，我反对谢富治就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其实，我要是想当官，我可以一点儿力气也不用费，只要跟着他们走，连溜须拍马都不用，就上来了。但是我不是为了当官，哪有一个想当官的人会反对有权力提拔自己的人？那时候毛主席也是这样，你只要跟着他，跟着江青，就提拔上来了。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我说得很明白，让我有事情就找她，“你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请示我，给我打电话，或者找李讷，让李讷转告我。你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就是一次都没有找过她！
工、军宣队进入学校，不只是在北大，在全北京市都是支持“地派”的。而且在全国也是支持他们挑动群众分裂、拉出来的那一派的，只是各地组织的名称不一样就是了。跟他们走的，受到他们支持的，都是“造反派”，反对他们的，都是“保守派”。在北京，凡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中央文革就赶紧叫他们成立革委会，想把学校里很快稳定下来。“天派”这一边，就鼓动另一派学生打内战，让你不得安生，你成立不成立革委会，他们根本不管。学校内部闹得凶的，都是“天派”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很快就成立了校革委会的，都没有闹；天派占优势的学校，北航韩爱晶因为年纪轻，可以被利用，把彭德怀关在那里，也没有闹，就是清华和北大闹得厉害，内战不已。蒯大富因为反对过江青，所以也受中央文革的排斥。
工、军宣队进学校，支持的是“地派”，所以后来各个系统，工厂、学校和机关，掌权的都是“地派”。什么“天派”“地派”，这是中央文革拉出来的派，并不是群众自己分裂出来的，被划为“天派”、“地派”的两派学生，各自从来没有在一起集会，没有组织起来互相联系，更没有什么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天派”、“地派”的帽子是江青扣上的，是中央文革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群众组织里划分亲疏，只有群众分裂了，他们才能控制局面，拉一派打一派。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宣队批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42年延安整风。事情的起因是，68年国庆节过后，我处在半隔离状态，我和王茂湘、孙蓬一等人都在姊妹楼那里隔离着，白天办学习班，吃饭和晚上睡觉可以回家，但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有一天在楼外面的草地上，我对他们讲了下面这些话，我说康生当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一贯整人，是个坏蛋，现在又这么整人。我是害怕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还不知根底，继续找康生和中央文革，所以，我要他们认清康生的真面目。结果不知道谁向工、军宣队报告了。所以工、军宣队就批我反康生。
(前引孙蓬一的《我的初步检查》中，也讲到工宣队军宣队进北大后排斥校文革的情况：“我原来想，新北大校文革是中央一再承认和支持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一定是很明确地支持校文革的。对宣传队领导北大的一切我是丝毫也不动摇的，但又想，既然校文革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就不能把校文革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立起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打破了过去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校文革。当我知道别的学校是宣传队和革委会联合出通知，共同搞活动，而北大却不是这样，我开始有点想不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有点担心，担心这样下去，会把校文革给否定掉。当时就想，如果否定了校文革，那么北大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来写呢？
“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毕业生纷纷离校。好多毕业生在临走之前向我诉说了他们当时在校文革问题上的不舒畅的心情，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庆祝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城游行时，我们校文革的大旗没有打出去，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后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又偏偏和某大学的游行队伍面对面相遇。看到他们打着革委会的大旗，而且还晃来晃去，故意向我们显神气，这时我就过于敏感，总觉得他们是故意奚落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中央承认的权力机构，他们可以打革委会的大旗，而我们就不能打？越想心里越觉得憋气。这种情绪，后来就在学习班的一次会上表露出来了。...”录在这里，供参阅笔者)
周总理点名让我参加“九大”
1969年4月，我参加“九大”，是周总理点名要我参加的。
北京市革委会选举“九大”代表的时候，市里定的候选人的几个条件正好卡住我。要选举紧跟中央文革的，选举表现好的，这都是基本的条件。但是，他们定的别的条件，就把我排斥在外。要是把我放在红卫兵代表里面，第一，我不是红卫兵，我是北大校文革主任，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第二，红卫兵的年龄有限制，我的年龄肯定就超龄了。我本来就不是学生嘛。要是把我放在干部里面，对干部候选人的规定要求呢，又要求不是在学校学生里头、在群众里头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这就又把我排除了。丁国钰在选举的时候，说什么，“我让给聂元梓吧。”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谦让呢？加上当时我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一直是在受工宣队军宣队的隔离审查，只有在是北京市革委会开会的时候，才允许我出来。因此，我自己也说我不够条件。
北京市已经选举完了，谢富治拿着当选代表名单去找总理汇报。当时正有别的同志在场，也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谢富治汇报完了，周总理就问，“这里面怎么没有聂元梓？”谢富治没有回答，他要说什么话，又害怕在场的人听到，谢富治就用脚踢了踢总理。总理就说，“还是应该有聂元梓的嘛。”谢富治也没有再讲我，就讲了一些别的情况。这件事就是在场的那位同志后来亲口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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