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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服管不服罪的“罪人”
作者：谢冀亮
被捕前后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迟群、谢静宜跟着江青、康生，说我是“5.16”分子，说我反对康生和谢富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在学校被斗来斗去。周林进校，继续对我实行监管，继续执行以前的规定，宣布过去“四人帮”整我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许我出学校，不许接触他人，继续监管和劳动。
这时候，我就要求见周林，要求跟他谈话。我要讲清是非。你不能继续像“四人帮”一样地对待我。我有许多错误，可是我也是最早地同林彪江青等做过斗争的。应该辨清我的问题，对的就肯定，错的就批评，但是不能简单地继续执行“四人帮”的那一套，不能全盘照搬迟群谢静宜在北大的错误做法。我多次要求谈话，他都不理睬。我当时写过一个材料，是关于抓杨勋的，说明抓杨勋不是我的责任，是周总理通过康生指示我，让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的。可是逮捕我的时候，还是说我指使学生抓杨勋，说我反对周恩来，说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等等。
1978年的4月19日，学校再一次开全校大会，批判斗争我和孙蓬一，会上宣布开除我和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宣布由司法机关逮捕了我和孙蓬一。
开逮捕大会以前，我一直被关押在北大，由几个工人看管。我要求同周林谈话，哪怕是让人审问我也行，只要让我有机会讲话，我的问题不就谈清楚了吗？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19日这一天，说让我去参加全校批斗大会，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其实，周林不跟我谈话，也没有派人审问我，我心里就想，可能是学校不处理我，要逮捕我了。
押着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大会上不要乱讲话，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我是关在四院的二楼，从这里到开批斗会的地方东体育场去，路过未名湖旁边，在半路上，就看到有两辆小车停在路边上。我就想，这是等着开完批斗会把我带走的车子吧。会后果然是如此。
到了会场，先是在下边等着。大会的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押上来！”我就被押上台了。然后孙蓬一也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被押上来。我心里并不害怕，我没有犯下什么反革命罪行！对我扣的各种帽子，我都不在乎，迟群、谢静宜还宣布过我是“反革命5.16分子”呢。
在这次全校大会上，宣布我的三大罪状。第一条大罪指控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第二条大罪是抓杨勋；第三条大罪是迫害北大群众。
在大会上发言批判我的，是樊立勤、杨勋等人。杨勋不知道当年周总理通过康生指示我把她扭送到公安部的内情，她一直以为是我要抓她，排斥异己，镇压不同意见，所以她控诉说我迫害她。还有人说我是北大和北大汉中武斗的后台，说我指使武斗打死学生。给我罗织了很多罪行，我也不在乎。我心中想，以后你们会知道武斗的后台是什么人的，更会明白数万人的大武斗还是我制止的。因此，我心中很坦然。我第二次逃跑出去，又自己回了学校，我心里就明白，这等于是自己走向监狱。已经批斗了我这么久，批斗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既然不放我，就剩下坐监狱了。因此，我面对逮捕和逮捕前的再一次批判，早有思想准备，并没有感到慌张。
批斗我的体育场上坐满了人。看我对于揭发批判都没有什么反应，主持会场的人就叫我低头。我没有低头！我没有犯罪，杨勋不是我主张要抓的，武斗也不是我挑起的。孙蓬一也很硬，他没有低头，还跟人家犟嘴。就这样，批斗完了，宣布开除我们两人的党籍和公职，逮捕起来。逮捕就逮捕吧，他们押我到汽车那里的时候，还压着我弯腰低头，我硬挺着不弯腰，不低头，抓我的人硬要按我低头，我就硬挺起头来，决不低头。就这样推推搡搡地上了车。他们竟然在车上还要压我低头，我还是不肯低头，抓我的人就死命地按我的头，他的力气大，我抗不过他，我的脸被他压得都快挨到车底板了！
立法三章
从批斗会下来，直接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监狱。这里是关押和审讯嫌疑犯的地方。我在这里足足地呆了五年，实际上已经把我的问题澄清了，就是有人从中作梗，阻挠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一个看守所里关押5年，这是非法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看守所，也不能对一个尚未定罪的人关押这么长的时间呵。
到了七处监狱，他们把我送进一间拐角处的房子里。房间很小，就是摆了一张四条腿的小桌子，桌子很破，却没有凳子。我心想，这就是监狱呀？这真是人们所说的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这天晚上大概就叫我住在这里，那怎么休息呢？房间里没有床和被褥，怎么睡觉？水泥地上没铺没盖，没法子睡，睡在桌子上呢，睡桌子又窄，睡不下，四条腿又晃悠，还不把我摔下来？
这就是我被关入七处监狱时的真实心情。别的不想，就是想到该怎么睡觉。我的心情很平静。刚刚结束的批斗大会，要是他们批我批得很准确很恰当，我会虚心地接受，会引起心灵的触动，会进行自我反省。可是，他们的批判，太过份了，离事实太远，离真理太远，我绝不能接受，绝不能认罪低头。当然，对于以逮捕法办的方式处理我，我是坚决不能接受，我是非常气愤的，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讲讲情况，让我澄清事实，然后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呢？不过，既然历史的责任不应当由我来负，我的坦然心情，是能够随遇而安的。
正在想晚上怎样休息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人说，“出来，跟我走。”又把我送到另一个房间。已经有两个女犯人住在这里了。它的窗户是朝西的，屋子里有一铺炕，炕上铺好了被褥，枕头也有，带我进来的人指给我，这是你睡的地方，位置是在那两个人的中间。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是老犯人，是看守所安排的，他们害怕新来的我接受不了坐监狱的沉重事实，一下子想不开，寻死自杀，因此，特意安排了两个老犯人陪住看守我。
安顿好了住处，我还没有吃午饭呢。上午开批斗大会，然后到七处监狱来，折腾得过了中午，已经很晚了。我就跟同住的她们讲，我还没吃午饭。她们说，给你领好了，留在这里。今天没好饭吃，午饭就是馒头、水煮土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就躺下休息。经过大半天的波折，我感到很劳累了，想睡一会儿。她们两个人奉命看着我别出事，她们也不敢睡觉，两个人聊天。我就说，你们俩都别说话了，都休息嘛。(后来才知道，她们看管我，白天晚上都是轮流睡觉，晚上也不准关灯。)到了晚上睡觉，她们还在说话，我又制止她们讲话，睡觉需要安静嘛。晚饭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一人就给两个窝头，我把自己的窝头吃掉，还把她们吃剩下的窝头也吃了。
当时看管我的人，一个叫傅淑芝，是工人。还有一个女犯人，是个杀人犯，刘某某，也是来看管我的。她们两个人，一边一个，睡在我旁边，怕我闹事，也怕我自杀。她们对我感到很奇怪，说是不管谁被关到这里，都是哭哭啼啼，不吃饭，吃不下去，你倒好，那么好的胃口，盐水煮土豆，也不削皮，汤都是黑的，谁都吃不进去，你都吃得那么香，狼吞虎咽，把所有的饭菜都吃光了，还把我们吃剩的窝头都吃了。
的确是这样的。我在监狱里，每天吃得非常多，把分给我的一份吃掉了，还是不够吃。傅淑芝呢，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玉米面的窝头咽不下去，她就把剩下的窝头偷偷地给我吃。后来我们三个人分开了，我和傅淑芝搬到另一个大房间，一个大炕上睡五、六个犯人，傅淑芝给我剩窝头，被其中一个犯人姓李的给发现了，她就告诉了看守，看守把傅淑芝训斥一番，不让她给我她吃剩下的东西。
傅淑芝似乎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具体案情我不太清楚，就是记得她一天到晚地老是哭，我劝她，说你紧着哭什么，把身体都哭坏了。她就很奇怪我，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犯人，她们两个人，本来是害怕我对于监狱生活有抵触情绪，害怕我自杀，才指定她们两个老犯人看着我，怕我出事情，一边一个盯着我，没有料想到，我陷身囹圄，人生乍然出现这么大的挫折，就和没事人一样，吃饭什么都不讲究，一扫而光，还能呼呼大睡，真有点儿没心没肺。她们两个看管我的人，隔着我说会儿话，我还嫌她们说话妨碍了我睡觉。
其实，我怎么不冤得慌？我大概是同监狱里最冤枉的人了。另一方面，我心里很坦然，我是无罪的，我不是不生气，不是没头脑，这样对待我，实在是太不公正！但是，我也知道，光是气愤是没有用处的。我必须把身体维持好，不能垮掉，要坚持下去，跟那些迫害我的人做斗争。
为此，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
第一条，是一定要吃饭，要多吃，监狱里的饭菜质量很差，我就以数量补充质量，加大饭量，不管顺口不顺口，不管味道怎么样，我都强迫自己多多益善地吃。我想，尽管窝头不好吃，可是，一个窝头总有那么一点儿营养，我就尽量地吃，多吃一块窝头就多增加一点儿营养，再多吃一块，就又多了一点儿营养，监狱里的窝头，别人吃不下，我一口气能吃3个！灰乎乎的盐水煮土豆，根本没什么油水，我也是使劲往肚子里装。
第二条，是一定要保证睡眠。就是一定要休息好，不能让神经出问题，不能让头脑出毛病，我的问题，不能指望别人，我还要以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为争取得到公正，得到正义而努力。我睡觉的时候，就强迫自己不想任何问题，不准想白天受到的任何刺激，怎么审问啦，怎么训斥啦，都不去想它，就是睡觉。白天没有任何事可做，要怎么想，都有的是时间，为什么要在晚上想它，让它影响睡眠？只要保护好身体和头脑，将来一定会有机会把问题说清楚的。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孙蓬一就是监狱里精神出了毛病，患了躁狂抑郁症，后来又病故了，连为自己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三条，我是老党员老干部，现在住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我要自觉遵守监狱的有关规定。住旅店都要守规矩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能够让我说明事实真相的。比如说，抓杨勋的事情，明明是周总理指示的，这迟早会真相大白的，怎么能算在我的账上呢？尽管我是身陷囹圄，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相信事实。任何人也不能随意地改变历史的真相。关押我的时间再长，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你们骂我，也是暂时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总是要被推翻的。不管早晚，总是会要分清是非，分清哪些是我的错误，哪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哪些是林彪、江青搞的鬼，哪些是群众受蒙蔽做的错事。群众都是无罪的，包括很多的“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文革”当中，哪个人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那些当干部的，后来是被打倒了，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整过别人？“文革”结束以后，就是给老干部平反了。老干部挨整，应该平反，可是，当年全国搞得乱七八糟，后来要群众负责，要群众组织头头负责，这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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