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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牺盟会到“华干”
作者：谢冀亮
“临时家庭”
从家里出来，二姐带我到了山西太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很快沦陷了，日军迅速南下，山西就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当时，阎锡山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他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维护他的地盘，共产党则利用合法手段放手发动群众，准备进行长期抗战。八路军的三个师，从陕北出来东渡黄河，都是在山西境内作战。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了办事处，由彭雪枫负责。因此，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日气氛非常高涨。
到了太原，我就没有继续上学了。国难当头，我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在那里搞牺盟会(全名是“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下面成立了一个学兵队，正在组织招生。征求了二姐的同意，我就到学兵队去，分在12连。学兵队里都是平津来的高中生大学生，是到山西参加抗日战争的。一群大姐姐大哥哥中间忽然来了个小妹妹，他们都非常热情地帮助我，教我扎绑腿，打背包，帮我扛枪杆。那时候，刚刚16岁的我，也就比一支步枪高不了多少。因此，学兵队的生活虽然非常紧张，但是，我却仍然得到了很多的关怀。
到了学兵队才十几天，枪还没有摸熟，打绑腿还没有学会(总是有人帮我打)，我就离开了。党的负责人王世英把我调去，到中共中央华北情报局，搞情报工作。王世英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解放后当过山西省省长。他把刘贯一，我二姐聂元素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刘贯一装作我姐夫，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晚上都是我和我二姐一起睡觉，刘贯一住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搞一个情报刊物，每一期只印5份，只送5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我终于能够为党工作了。我就对王世英讲，我要入党。王世英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多党员都未必能够担当呢。你的工作已经比他们都重要了。你已经在为党工作，只是现在没有条件给你履行入党手续，等到有条件了，一定给你解决入党问题。我一听，也无法强求，只好等候时机的到来。
当时，我们住的院子，在太原的一条名叫小五台的街上，一边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边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我们住的小院子夹在中间。那可真是置身于虎口啊！到我们的院子里来的，有裴丽生、杜润生等同志。院子里没有电源，杜润生爬到墙头上，从墙外的电线上给我们偷电接电灯。“一家人”居家过日子，我们自己做饭吃，谁都不会做，二姐和我都是从小读书，都不会做饭，就会西红柿炒鸡蛋，挂面卧鸡蛋，就会这两样。刘贯一工作很忙，经常在外面跑，我二姐也总是要出去工作。他们不让我出去，因为我年纪太小，出门不安全。我就在家里看摊子，刻腊纸，印文件，还在钢板上画过作战地图呢。
山西的抗日形势很快就变得严酷起来。忻口会战失败，娘子关也失守了，日军从东西两路扑向太原，太原形势危急，山西省政府都搬迁了，阎锡山早已逃到西山山洞里去了。敌人飞机不断来轰炸，每天都听到凄厉的气笛发出的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要躲敌机，跑到城墙底下防空洞去，要是跑不及，就钻进土炕前面的炉灰坑里。我们在太原，住的是土炕。还有这样的时候，连炉灰坑也来不及钻，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敌机来得太快，又没有什么防空设备，等飞机到了头顶，才拉防空警报，“呼”一下子炸弹就扔下来，只好是往墙根底下爬呀躲的。跑防空警报，我二姐跑不快，总是落在我和刘贯一的后面，我人小腿快，一下就跑出很远，回头一看二姐落在后边，又返回来拉我二姐跑，刘贯一和我，一人拽着二姐一条胳膊，拽着她跑。三个人一起跑。那真是出生入死啊！
从这时起，我就懂得了党的纪律，懂得了做地下工作的要求，什么样的话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敌人严刑拷打也不能说。王世英经常来，来了就讲这些革命道理，我年纪小，才16岁，非常单纯，把他讲的这些都记在心里，非常爱听。有时候他没有来，我就要我二姐讲，二姐不如王世英讲得好，或者是一时讲不出，我就生她的气。姐妹二人还闹起别扭来了。其实，我就愿意听他们讲革命的事情，红军长征的事情，讲革命的道理，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情，都行，打仗的也行，不打仗的也行。对于战争，我没有一点儿害怕，不害怕被敌人的飞机炸死，对死生都很坦然，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为革命工作，为革命牺牲一切而在所不惜的，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任何恐惧。
风陵渡前三条路
我二姐聂元素比我大五岁。当时刚刚20岁出头。两个年轻姑娘，我总认为，刘贯一觉得我们两个是包袱，总是要他操很多心。晚上睡觉他都不让我们脱鞋子，因为夜里也有飞机轰炸。他说，王世英再来，你们两个和他讲，你们先撤退吧。敌人要是来了，我有自行车，可以骑着跑，你们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把你们也一起带走。他还和我们讲，他从敌人进攻的忻口前线退下来时亲眼目睹的悲惨场面，被炸死的老乡，被烧毁的村庄，到处流浪的小孩子，被日本兵奸淫的妇女...他本意是要我们确认当前的危险，可是，我却没有感到什么可怕。日军的这些暴行，只是更增添了我对他们的仇恨，更坚定了我与他们决一死战的信念。
因此，我和我二姐都没有照刘贯一说的去做，没有对王世英要求撤离太原。可是，到了后来，情况更紧急了，组织上考虑到我们的情况，还是安排我们两人先离开太原。正好这时我姐夫梁寒冰也从山东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坐着从太原开出的最后一趟火车，沿着南同蒲铁路，直奔风陵渡而去。
风陵渡，濒临黄河，处于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的交界，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水急浪高，远远地就可以听见黄河的涛声咆哮不停。从风陵渡过了黄河就可以到陕西了。
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跟二姐他们到开封，继续给党做地下工作，做情报工作。我二姐和二姐夫现在分别从山西和山东调到开封去工作了。
第二条路是，我们走到运城的时候，彭雪枫上运城来了，在运城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学兵队。我要是愿意，就留在运城学兵队这里学习。在太原的时候，彭雪枫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太原就认识我。听他们说，彭雪枫很喜欢我，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挺漂亮的，不大爱说话，挺文静的，小不点儿，到处都招人喜欢。虽然说年纪小，心里边为党工作的意志是非常刚强的。
当时还有一条路，就是从风陵渡过黄河，到延安去。
我二姐姐夫考虑到，战争形势变化很快，日军正向运城方向进犯，我若是留在彭雪枫这里，在运城不一定能呆得长。若是到延安去，路也不好走，没有人作伴，就我一个人，小小年纪，怎么去？那时候国民党一路上有很多封锁线，很危险。(几年以后，我从晋城到陕北去，仍然颇费周折，这证明了他们的判断。)于是就决定带我一块儿到开封去，再想办法。
一天也不能等
我二姐带我到开封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很快就有工作做了。组织上说，暂时还没有我适当的工作，叫我稍微等一等。我们就住在王阑西(建国以后曾任电影局长)家里，吃饭也在那里吃，住也在那里住。这是组织上安排的。尽管是党的安排，我还是不愿意白白地让时光流逝，白白地吃王阑西家的饭，每天不做事，帮不上忙，我心中非常地过意不去。
王阑西的弟弟叫刘砚，这时也在开封，我就每天和刘砚在一块儿，天天看他刻木刻。砚后来真的成了美术家呢。刘砚说，你天天这么看着，也没什么事情干，我教你刻木刻吧。他不知道，那时我一个心眼等着党给我安排工作，根本没有学什么木刻的心思。
这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作为中原的重要城市的开封，也处于动荡和热烈的抗日气氛之中，出版抗日报刊，举行群众大会，学生和各界都经常进行游行示威，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加上从北京、天津和河北逃亡出来的学生一群一群地涌到开封，控诉敌寇暴行，呼吁积极抗战，更激发了我的斗争渴望。我的心早已被这空前的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深深地吸引住了。何况，在山西太原，我本来已经是参加过一段地下工作了。现在，我在开封等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还需要等到何时，一天到晚是无所事事，却又心急火燎，日子不好过，如坐针毡，这样我就等不下去，一天也不愿意等待了。我总是找我二姐。我二姐呢，组织上告诉她，一时间没有我适合做的事。我就自行决定要上前方了。
上前方，到哪儿去呢？那个时候，在辉县百泉，朱瑞、刘子超在那儿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准备到辉县去找他们两个。因为在太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刘子超，也见过朱瑞，而且知道他们要到辉县办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决定独自去找他们去。我二姐就说，我这样一个人走了，行不行啊？我说你放心，不要紧。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她就送我到开封车站去。
开封车站车不开
开封火车站上人多极了，聚集了一群群、一簇簇的男男女女的青年学生。车站好多的学生啊，开封女师的，女中的，北仓女中的，都有。那儿的学生真多，男学生，女学生，都是要去参加抗战的，要离开开封，走向战场，就是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往哪儿走，都在车站上徘徊。青年学生都是抱着满腔的热血，要保卫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想要参加抗战斗争的，就是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往哪里走，该投身哪一支队伍，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携手抗战，民气旺盛，人们以为国民党也是抗日爱国的，共产党也是抗日救国的，一时间分辩不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但是，到了车站，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都在车站上徘徊起来。有的学生急得窜来窜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人们的喧闹声嚷成一片，互相询问，互相争论，从白天到夜晚，就像一口沸腾不已的大锅。看到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去前方的决心更大了。
火车站已经没有人卖票了。这么多人拥挤在车站上，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跟翻了天似的，哪里还能卖成票？只要是火车站上有火车停下来，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闷罐车，学生们扒着就上，至于什么时候车开，车要开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总之，只要火车是朝着郑州方向开的就行。到郑州，然后是向南方走，去武汉找国民党，还是向北方去找八路军共产党，当时大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常常是碰上什么队伍就跟着走，反正，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时候，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只能是走了一段再说一段，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有一个准主意，一心一意地要去投奔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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