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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作者：谢冀亮
骑着大洋马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签订了投降书，坚持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我和吴宏毅一块儿被派到东北去。延安有大批干部都被派到东北去，七大的中央委员有80多人，就有20人先后到了东北，领导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战斗，跟国民党抢地盘。中共中央对于东北的重视，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朱瑞也在延安，他是到延安开七大的。开完七大，他们要回部队去，回南泥湾去。我们党组成了第一支炮兵部队，朱瑞是司令员，部队驻地在南泥湾。那里原先有一个炮兵学校，朱瑞把炮兵部队的营盘安在那里，炮兵学校的政委邱创成就给朱瑞当政委。邱创成的妻子刘勇，和齐心是好朋友，齐心又和我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去东北之前，决定去看看朱瑞，也到当时搞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去看一看。我、吴宏毅约了齐心同行，一共三个人，一起去南泥湾，从延安到南泥湾，大约一百里路左右，驻延安的炮兵学校办事处给我们备了马匹，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去了。我们还参观了王震将军领导359旅开荒搞生产的成果。回来的时候，朱瑞送给我一匹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大洋马。那时候没有多少车辆，前面说过，朱德在延安到太行山之间往返，都是坐着卡车的，那时部队的大炮都是用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大洋马拉着的。我们夫妻两个人上东北，有一匹马，方便多了。
我本来是第一批分配到东北去的。结果我得了盲肠炎，走不了。本来应该做手术，开刀，因为任务紧急，医疗条件又不完善，就没有开，说是采取保守疗法，其实也没有吃什么药，硬抗着，没有想到也能抗过去，慢慢地好了。
这样，我就跟着第二批去东北的队伍出发了。走的时候，带队的是刘汉生。这时候日本人投降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缴械。我们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他们有飞机，有火车，还有一些东北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土匪也有，大股小股的都有。就像《沙家浜》里边的胡传魁那样的，有几条枪，都被国民党收编了。咱们派的人，大多数是做地方工作的，要发动东北的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我们就靠两条腿往东北跑。有的人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就弄个毛驴，一边驮一个筐，这边装行李，那边就把孩子搁进去。都是一个心眼往东北赶，要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我们算幸运的，有朱瑞送的大洋马，可以驮行李，也可以骑着走。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就到了山西北部。经过大同、繁峙的时候，那里的日军还没有投降。我们这支队伍主要是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不是作战部队，没有作战任务，只好是想方设法地绕开敌人的据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繁峙境内，有日军的一个大据点，正好扼守着交通要道，据点里的情况不明。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乡，在夜里悄悄地从据点旁边穿插过去。夜色朦胧中，一片寂静，只有大风的呼啸声，谁也不许发出任何响动，一个跟着一个地行进。走到据点附近，还听见了据点里传出咿咿呀呀地唱戏的声音，日本鬼子正在据点里悠哉悠哉地看戏，我们的队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来了。我们跑起来就像一阵风，那时年轻，体力好，一跑就是十几里路。过同蒲铁路的时候，也是这样，铁路两边都是开阔的田野，绝对不能停留，不能暴露目标，要一口气奔跑过去，赶到安全地带，全靠两条腿，要跑到离敌人较远的地方了，才能停下来休息，喘一口气，继续前进。
过了同蒲铁路，就算到了安全地带。我们在一个山村边上的房子背后休息下来。时当拂晓，曙光升起，清点队伍的时候，才发现一对夫妇带的孩子丢失了，小孩子是驮在毛驴背上的筐子里的，连人带驴都找不到了。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人们的精神是高度地紧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让敌人发现上。小毛驴顺着铁路跑掉了，孩子的父亲手中只牵了一根空绳子，竟然就那样走了很久都没有发觉。领导先后派出两批人，装扮成干活的老乡的模样，顺着铁路线去寻找，在野外没有找到，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去问讯。幸运得很，这个小孩和驮他的驴子都在村子里找到了，当地的农民很善良，他们外出干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走失的孩子，就把他领回家中，对小孩子照顾得很好，驴子也给喂上了。
山西多山。过了同蒲路，我们的队伍要翻越五台山脉的一座山。因为情况紧急，队部下达命令，要在当天夜晚行进。这时已经是寒冬天气，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荒山野岭，风势更猛，没有任何遮挡地向着队伍扑过来。夜色深沉，天上看不到星月，地上看不清路径，我们就后边的跟着前边的人，盯着模糊的身影赶路。人困马乏，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加上路难行，不时地有人从马上、驴背上掉下来，发出一声声惊呼，又被周围的人们制止了。一直走到天亮，才在一座小村庄里停下来，人们连背包都来不及打开，就倒在老乡的土炕上睡着了。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横穿山西北部，来到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张家口是从河北平原通向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交通要道，又是我军在抗战胜利以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从各地调集的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工作干部，都是经由张家口向北走的。各路人马都在张家口汇集，这里一时间拥挤不堪，大街上和火车站上都挤满了我们的人，都想争先赶到东北去。早一天到达，就能早一天开展工作。也可以缩短旅途劳顿。肖克将军就在火车站，负责安排哪个队伍登哪一趟火车，到达什么地方，成了铁路运输的总指挥。
山迢迢，水长长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在张家口停下来，准备换乘火车，先从张家口到承德去，再从那里继续往东北赶。我们把一路上带的马匹和驴子都交给指定部门，就上了火车。原先以为，从步行改成火车，可以放松一下子，可以消除多少天来匆忙赶路的疲劳，没有想到，火车上的条件极差，车皮少，人员多，车厢里塞满了人，有的还是那种闷罐车，空气不流通，气味很难闻。我们上车也没有带东西吃，原先以为人一上车火车就开了，既没有敌人的封锁线，也无需再劳碌自己的两条腿，可以在自家的地盘上自由行动了。没有想到，坐火车还不如我们步行前进。一是火车趴窝，谁也说不准火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人们都不敢下车，害怕掉队。等到火车开动了，也是“老爷车”，慢慢吞吞，走走停停，一路上要修个不停，要加水，加润滑剂因为没有润滑剂，就收集人们带的肥皂代替。二是沿途没有卖食物的，这一带都被日本人糟害苦了，现在又过大部队，拿不出什么粮食来，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停车的时候下车买东西吃，车站附近只有卖豆腐的。豆腐的营养价值很高，可是，我们在火车上没有办法加工，连调味的盐也没有，这就只能是忍着胃酸吃这淡乎寡味的白豆腐。于是，我们不由地怀念起前一阶段的长途跋涉来。虽然说是夜行晓宿，翻山越岭，还要冒着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一旦休息下来，睡在老乡的炕头，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汤面，有时候还能买到烤得焦香焦香的馒头、花卷、烧饼，带在路上吃，吃得满嘴都是香喷喷的。现在坐着这哐哐当当地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一站的火车，面对着一块少盐缺油的豆腐，人们直念叨，还不如在山里多走几天呢。
这样的火车，把人们坐晕乎了，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火车才开到了承德。现在，承德是以满清王朝修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著称于世，我们到达承德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逛这些风景名胜。那时候，承德是伪满洲国的边境，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日本人占领和统治的时间长，老百姓受的苦难多。日本人搞的并村连坐，把老百姓整得又穷又苦又胆小，许多村庄都变得空空荡荡，听不见狗吠鸡鸣，满目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或者就躲到山沟里面，一见我们这些陌生人，就吓得急忙躲藏起来，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的队伍从承德开始，由火车转为步行前进。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一路上没有任何任务，唯一要求是迅速地赶到东北目的地。当然也顺便地做些宣传工作，做老百姓的安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群众政策，讲八路军是为穷人打仗的，讲共产党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还有，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些内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保护群众利益。这和长期统治这里的日本人和伪军的盘剥百姓欺压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快就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地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光着身子向我们要衣服穿。老百姓从低矮的土屋中，从偏僻的山沟里走出来，排成队迎接我们，和我们说话，帮我们带路，住在老百姓家里，一天三顿饭都是吃土豆。这里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别的粮食。每天都是这样的伙食，比天天吃白豆腐强一些，也强得有限。
我们走到了凌源、朝阳，然后又走到辽宁省西部的新民，这是我们这次进军东北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穿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里是东北大平原了，可是，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已经过了收获季节，好景不再，平原上光秃秃的，无遮无拦，已经进入冬季，肆虐的寒风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领略了东北冬天的厉害。我们虽然有所准备，把在陕北穿的棉衣棉裤什么的带在身边，可是，在新民这里，它们好像都变成了一张薄纸，根本无法御寒。尤其是我们的队伍里，一些人还带着孩子，那些小孩就更可怜了，冻得呼哧呼哧的，今天感冒，明天发烧，把大人们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做母亲的害怕他们冻出毛病来，急忙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被，结果，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孩子的保暖，给他做了一床厚被子，行军的时候用被子把毛驴驮的筐筐盖得严严实实，不让冷风钻进去，没有想到捂得太紧，把孩子捂死了，大人也痛不欲生。
几十万大军进东北，哪能准备得那么充分？我们看到那些从山东渡海而来的部队战士，他们本来是在中原一带作战的，如今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凛冽的北风和纷纷的大雪里行军，年轻的战士们只有用快速跑步的方式，才能抵御严寒，不至于冻僵，这些战士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感动。
区委书记
过了新民县，我们这支干部队就被分配到东北各地去工作了。我和吴宏毅双双来到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双辽市郑家屯(那时是辽西省境内)，那里是中共西满分局辽西省委所在地。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陶铸。吴宏毅就在辽西省委的机关报《胜利报》，接替许立群社长负责报纸的工作，我被分配在郑家屯的第三区里当区委书记。新的生活，新的战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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