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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燕园风雨声
作者：谢冀亮
陆平要我到北大
1960年6月，我调动到北京大学工作。
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经济系的副主任，是陆平要我去的。
我哥哥聂真在人民大学是分管干部的副校长，而且，当时的人民大学所招收的学生，有相当一批是调干生，就是从现任干部中选调一些年轻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到学校学习，然后重新安排工作。因此，陆平经常跟他要干部。陆平那时已经是北大的校长了。从聂真那里知道我要调到北京，陆平就要我过去，到北大去。
我到北大以后，起初学校没有给我分房子，我就在我哥哥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了北大校内的八公寓。原先说是要我到哲学系去，后来经济系需要人，我就到经济系工作。我呢，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经济学，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哲学，对这两个专业都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到哪里工作，就看工作需要。
我的职务是经济系副主任，陈岱孙是主任。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民主人士是尊重有余，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工作就多一些。
当时，龚理嘉是经济系党总支书记，还有一个副系主任叫徐淑娟，都是女的。我到经济系以前，工作就是她们两个在管。我到北大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已经离婚了，至于是不是还要再婚，眼下没有想过，没有操这份心。我只是想，我在哈尔滨的工作，早期是好的，后来因为吴宏毅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使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为了回避矛盾，我经常在北京学习，就不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很踏实，很对不起党。现在，没有家庭问题影响我了，我要很好地为党工作，把前些年耽误了的，尽快地补起来。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只要能把党的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为此，我不惜付出一切努力。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我在经济系里，一方面兼一些课，一方面做党的工作。
我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做过地方工作，也参加过对敌斗争，长期的熏陶，养成了战争年代那样的工作作风，朴实，深入。我自己虽然不是专门做研究的，可是，我对理论工作一直有兴趣，多年做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而且多次参加过理论学习，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懂得充分地尊重专家学者。在经济系担负一定责任，我曾想到每一个教授家里去走访一遍，深入地了解情况。系里教师多，不可能每个家庭都走遍，不过我也去过不少人家。年轻的教师住集体宿舍，我就到宿舍去看他们。厉以宁现在非常有名，搞经济改革理论，当年他是划成右派的青年教师。我对他也是一视同仁，很关心他的。那时他住在老虎洞的平房，到冬天，生个煤炉子，热量不足，房间保暖不好，室内还是很冷。我也和他坐在火炉子前面谈话。我很同情他们夫妻两地分居。我还以组织的名义出面，想帮助厉以宁把他远在吉林工作的妻子调到北京来，使他们夫妻团聚，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
我在教授中间做思想工作，因为做得比较深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总之，我是比较尊重和照顾老教授的。再比如说，陈岱孙年纪大一些，为了不让他多跑路，系里有一些会议，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开。有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经常是先主动和他商量以后再去实行。我还深入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学生上课，我也到课堂上听课，随时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了解到的第一手情况，就比较扎实，比较可靠。
我还在全校的干部和教师大会上做过报告那时候从上到下都是政治学习多，又赶上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调整，在思想路线和政治宣传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因此，人们头脑里的疑问就比较多。结果呢，学校党委就把大家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给大家讲一次，回答这些问题，解除大家学习中的困惑。因为我以前学习过经济理论，做过较长时期的党的宣传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专家教授济济一堂的地方，做这样的报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大跃进，讲人民公社，勇敢地提出了我的看法，从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发，加了理论的说明，今天看来也未必全是正确的，可在当时的反映都很好。那时候我也比较大胆，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没有经过试点就加以推广是错误的，应该是先搞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去推广。我对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意见的。我的报告观点很明确，影响比较大。经济系和哲学系的教授都很称赞我讲得好。
我的报告做得好，和田家英同志很有关系。当时我和田家英比较熟悉，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为了做这个报告，我专门和他讨论过一些基本的观点，从他那里受益不少。当时，田家英就对于左的一套有看法，而且他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我的一些观点，受到他的启发。
做过这个报告以后，陆平对我就更重视了。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都是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做管理工作的，经常在一起开会，从这一层上说，他也会关照我。不过，以前他只是以为我是个“年轻的老革命”，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没有想到我的理论修养也是有些功底的。
从经济系到哲学系
1963年10月，我就调到哲学系了，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
我之前的哲学系总支书记是王庆淑，系主任是郑忻，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王庆淑人很好，没有什么奸诈，没有坏心眼，就是做事不踏实，说话咋咋乎乎的，再就是不善于处理不同意见。哲学系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系总支改选以前要总结工作，因为系总支内部矛盾很多，结果是一个工作总结一年也没有总结出来，总支改选也拖了一年。陆平呢，他也不下到基层去，哲学系是在38楼，陆平住在燕南园，他住的地方离哲学系38楼也就是几百米远，去一趟很容易。要知道，哲学系是全校的重点，陆平本来应该亲自做一些工作的。哲学系搞不好，他一年都没有到哲学系去过，就是不断地派学校的宣传部长啊、组织部长啊到系里来，老是派钦差大臣来。我当时在经济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是知道党委老是派人到哲学系去，工作还是总结不出来。你陆平校长为什么不能亲自去听一听情况呀？这还不是你当校长、党委书记的应该抓的根本性的工作？可陆平就是没有去。最后陆平只是根据汇报，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把王庆淑调走，调我到哲学系去。经济系不愿意放我走，哲学系呢，听说要调我去，也很欢迎。最后，我当然还是要执行校党委决定，到哲学系去。
我离开经济系，调走的时候，经济系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全系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一块儿到颐和园去玩，表示对我的欢送和惜别之情。还在同一个校园里，从这个系调到那个系去，搞这么大的欢送活动，在学校里恐怕是很少见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在飘洒的雨丝中，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从石舫那边走了一大圈，和系里的同志们照了很多相，回到长廊前的广场上，又在那里摆着桌子，开会欢送，气氛很隆重。事先也没有谁告诉我还要开欢送会，只是说到颐和园去玩一玩。我很感动地讲，对经济系的同志们表示热情的感谢，说我今后一定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更好地为党工作。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到了哲学系，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我的方针是，对过去的争论，我一概不过问。过去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搞清楚，但是面临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不管过去谁对谁错，有多少是非，眼下的工作不能马虎，不能带着情绪去做。因此，哲学系的工作开展起来了，系里很平稳，关系也都协调得很好。我还是像在经济系那样，深入地开展工作，对哲学系的老教授们，冯友兰、任继愈等都很尊重，对于系里的老师们都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在经济系，我就被提拔成学校党委委员了，经常要参加学校的党委会。到了哲学系，又被选举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这一段时间，是我自建国以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谢。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不是陆平的心腹，是不能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的。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是北京市委的一个重点，也是彭真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哲学系的工作情况是经常直接地报告市委的。再一点，是哲学系的工作系统比较复杂，中国科学院(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在中科院下面设立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直接指导，中宣部也直接下指示，交任务，不经过学校一级，一下子就插到哲学系里来。还有，哲学系的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们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领导都有私交。这样，系里有的情况陆平知道，有时候陆平也不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里了。所以，很多的头绪，都落到系里。陆平要想掌握住哲学系，当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才行。
我本来应该是陆平线上的，是他把我调来的，而且我还在北大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显而易见，我只要继续跟着他走，向他靠得紧一点儿，我自然有很多优势，我的资历，我的经验，我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我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受到重用，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然很高兴。当时，“华干”的战友，陈沂的夫人马楠到北大来看我，我那时住在北大八公寓。我对马楠讲，我对当下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日子比在哈尔滨好得多。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哲学系有一位干部，做过系里的工作，他从系里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有位置安排，没有职务，陆平重视他，因人设事，专门为他设了一个文艺教研室，让他当主任。这个教研室，本来是没有编制的。陆平还安排他当了北京市人大代表。陆平让我当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他还亲口对我讲过这件事，以表示他对我的看重那时候，人们的理解，都是把党代会看得比人代会更重要的。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住进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读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顺手，我还求什么呢？
可是，正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我对于陆平的评价，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了。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反调从哪里唱起
在经济系和哲学系两个系工作过了，我对学校党委的工作有一些看法。本来想找陆平谈一谈，但是我直接地接触陆平的机会比较少。我的主要意见就是觉得他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条，我觉得不只是北大校党委存在，因为哲学系和上面的联系多，对有关部门，我也有了一些了解，这些部门也都是存在这些问题的。我认为全党都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北大有北大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各地有各地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我认为党如果不把这两个东西整掉的话，我们党会变质的。当时，党内已经在大讲路线斗争，大讲反修防修，讲警惕赫鲁晓夫式的和平演变。这些提法，就和我在学校做具体工作的感受联系起来，我以为这就是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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