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望着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发呆。这幅自诞生以来便饱受非议的画，令无数人嫉妒。因为这幅画，单从手法上分析并无过人之处，很多人认为，这幅画之所以广为流传，甚至堪与《蒙娜丽莎》相提并论，完全是因为其中蕴涵的政治意义。

   对于一个有心灵的民族来说，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地位、成就、才华……甚至生命——都比不上某个夜晚听见了一声来自天上的召唤。当我凝视《自由引导人民》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自由与奴役、生存与死亡、恐惧与无畏、残杀与怜爱，都会在眼中渐渐淡去，最终只剩下女神那张平静而忧伤的面孔。

   是啊，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忧伤，甚至是一种痛苦。

   知识分子在看到暴政的同时也看到了暴民，而普通民众却看不到。每一个男孩从小都向往打仗，这是人不可改变的天性，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暴力倾向，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一场暴力的历史。在那个时代，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抗拒的宿命。

   为什么一个开明的国王会被处死？因为无论怎样开明，他毕竟是国王。国王这一本质决定了无论他做出多少妥协让步，他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权，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王国变成共和国。

   历史上有过数不清的暴政和暴民，有过无数次多数人的暴政。暴民的产生，是因为暴政将人心中对暴力最原始的崇拜激化成了实际行动。处死路易十六，归根结底要算到路易十六的祖先们身上，譬如路易十四。我们看到有血亲复仇传统的车臣人要俄罗斯平民流血，若是眼光仅仅局限在当代，便会迷惘。只要稍微向前推一点，看看斯大林和贝利亚之流如何对待车臣人，便不难理解车臣人的心态。

   可叹的是，现在的许多人一味地谴责暴民，一味地为“开明国王”们辩护，却不去试图理解暴民们，去爱暴民们。须知，要想使暴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暴力，谴责只会使他们在歧途中走得更远，去爱他们，才能真正拯救他们。一个国王的死，和一个普通平民的死，都是一场生命的结束，本质上没有区别。为什么死一个国王要铺天盖地造舆论和理论，而死一个平民却无人问津？大革命期间，起义者的伤亡远远大于保皇势力，我们为保皇党人唱悲歌的同时，为何不一起为起义者也唱上一首呢？雨果反对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他却将自己在布鲁塞尔的家无条件提供给逃亡到比利时的公社社员做他们的避难所。

   “在绝对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不单单为保皇党而设，也平等地为共和党而设。路易十六令人遗憾地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么谁又来为克拉拉·莱辛遗憾呢？世界上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普通的姑娘，为将三色旗升起在街垒之上，而在弹雨中丧生？难道克拉拉·莱辛不也是被屠杀的吗？

   路易十六的开明统治，根源在于启蒙领袖们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是民间无声无息抗争的结果，否则，专制势力内部不可能自己诞生出一个路易十六。期待一个开明领袖自己象笋子一样冒出来，比愚夫愚妇期待包青天还要更可悲。不去抗争，就不肯能赢得转机。我们摒弃革命的恐怖，并不等于摒弃抗争。恰恰相反，徒着双手上阵，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更加需要做到不屈不挠，光靠等永远也等不来。即便极权制度最终崩塌，只知道做碌碌无为的等待的人群，他们能够从极权废墟上建立起什么？

   没有了杀人的武器，那就只剩下自我牺牲这一唯一的武器。我们不要杀人的武器，那是因为我们爱他们，而不是不杀人的武器比杀人的武器更加方便快捷。我们又不能去煽动牺牲，谁想要牺牲，那就先牺牲他自己，让别人来判断；更加不能煽动逃避牺牲，谁不愿牺牲，那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上帝赐人自由意志，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去阻挠他人意志的自由。

   路易十六等人虽然身为专制者，但无论如何他们头上还有个令他们敬畏的上帝。而我们所要面对的极权势力，他们头上什么都没有，除了丢掉手中的权力，他们什么也不怕。这样的极权势力内部，永远不可能自己诞生出什么“开明国王”。只有通过不断地抗争，所谓的“开明国王”才会被迫地应运而生。我们所要面对的极权势力，比甘地和曼德拉所抗争的对象不知要残酷冰冷多少倍，我们必须做到比甘地、曼德拉更博大、更深厚、更能忍辱负重，才会有一线希望。况且，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和宗教，倡导的是绝对非暴力，足以作为非暴力运动的强大后盾；南非也有宣扬谦卑恭顺的基督教和传统的祖鲁人宗教做支撑。他们那里有强大的传统道德力量，而我们这里有什么？我们几乎一片荒芜！要想在片荒芜的精神土地上对抗一个强大到无孔不入的命运之力，我们只有选择一条比甘地、曼德拉走得更远的道路，而且更加义无反顾，更加坚韧。否则，在我们垂死之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在漩涡中彻底陷落，不留半丝痕迹，只余下一片悲凉。

   除了不懈地抗争之外，别无它途。在处理具体细节问题时，必须做到足够的理智和冷静，进退有序，张驰有度。但从长远目标看来，只有抗争一条出路，一代一代地抗争下去，直到真正的共和国在人们心灵深处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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