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1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更集中凸现在这个民族女性的精神与气质中。林昭1个人的精神，囊括了整个民族精神中的精华。谁说只有燕赵之士才能慷慨悲歌，君不见江南女儿，不是须眉，愧煞须眉。她是中华民族的圣女，很多民族都有他们的圣女，从古代传到今天。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一直处在被排斥、被漠视、被侮辱的地位，多少优秀的女儿，无声无息地湮没于荒草之间，直到不久前的昨天，她们终于闪耀出最璀璨的光彩，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圣女了！”

   圣女贞德会永远被法国人崇敬与怀念。她的事迹千古传颂。她的精神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与贞德相比，林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德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林昭为追求自由与真理而殉难。她所经历的苦难比贞德尤甚，而她在苦难中所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执着，对理想和信念的忠贞不二，面对摧残、凌辱与死亡时超然漠视的坚韧，更是毫不逊色。

   20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艺术新思潮此起彼伏，1个又1个伟大的天才纷纷降世。但这个世纪的苦难如同它的繁荣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到处是暴戾的统治者，人民的苦难与生死完全掌握他们翻云覆雨之间。每个民族都在这个世纪里书写着他们全新的历史。我们没有涌现爱因斯坦、毕加索、弗洛伊德，但我们有林昭。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比她更热爱真理，也从未有人象她一样，将忍辱负重与慷慨赴死结合得如此完美，即便整个人类历史，能和她相比的人也寥寥可数。她曾经写过1首长诗来颂扬普罗米修斯。实际上，她就是普罗米修斯──新世纪的普罗米修斯，东方的普罗米修斯，现实中的普罗米修斯，化身为女性的普罗米修斯。她才不算最高，思想不算最深邃，但她却拥有珠穆朗玛似的精神，凭借这种精神，她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影响和贡献，这种影响和贡献完全可以和那些伟大的天才们相提并论。她是我们在这个天翻地覆时代中最大的骄傲，也是唯一的骄傲。她燃烧生命的火焰虽未能照亮她所处的那个黑暗年代，却必将照亮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世。因为有了她，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不再是一片肃煞和死寂。她墓碑上的诗句必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传唱，令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热泪盈眶。

   女性是美的化身。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过不少知名的女性。权倾一时的武则天和叶赫娜拉氏不过是几堆粪土；以美貌著称西施、昭君、杨玉环是男性的玩物、政治的牺牲品。她们的美是苍白、易碎的，是易逝的浮华；李清照有才有情，孰几美矣，但她的才情只能照亮她的自身；秋瑾已经接近了美的真谛，却没有经历苦难的洗礼。张志新和林昭有着相似的品格、经历和命运，但她思想的高度和对真理的理解上都与林昭不可同日而语，使她的美带上令人遗憾的瑕疵。唯有林昭的美，才是最光彩夺目、最返璞归真、最夺人心魄的美，淘尽黄河所有的沙，金子终会浮现，那上面凝结了多少山川日月的精华啊。

   有人说，有朝一日在北大的校园中，必将立起1座林昭的雕像。是的，会这样的。但1个小小的北大岂能容纳她的全部灵魂？她灵魂的光辉必将撒满整个中华大地，传向全世界。有朝一日，从安第斯山的之巅到撒哈拉的最深处，当夜幕降临之后，热爱生命的人们将在心底唱起一曲关于1位美丽中国姑娘的悲歌。多年以后，暴戾的专制者和无耻的走狗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遭人唾弃，而当年被摧残被迫害至死的魂灵们却永远为人们所铭记。人们将怀着无限的思念，向自由与光明的前方徐徐行进。

   江南的初冬不似北方，肃肃煞煞，或有悲风怒号，霁雪飘飞。江南的初冬是1场好梦初了，秋尽天南，冷雨敲窗，草木凋零，似1位少女刚送走远行人，开始了惆怅的等待。

   1932年，19路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继而伪满洲国建立，在这百年之内，仿佛每1个年份都不得安宁。初冬的苏州，想必拙政园或是狮子林中并无什么游人，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凄凉。12月16日，1个女婴诞生在这传说中的人间天堂。她是父母的头生子，取名彭令昭，乳名苹男，林昭是她成年后改用的名字。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有望她效学班昭之意。其实班昭有什么可效学的？除了有点小聪明，几乎一无是处，由此可见这位父亲的迂腐。

   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宪政，1926年又毕业于东南大学政治经济专业。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1届县长考试中获第1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其人较为书生气，不谙官场迎逢拍谄之道，很不招上司同僚喜欢，不久就被调去苏北邳县去作县长。虽同为县长，苏北与苏州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等于贬官发配。后来，干脆开了他的缺，于是他只好回老家赋闲。老家在在苏州山塘街，房子位于1杂货店后，是间普通平房，可见彭家日子并不宽裕。1945年，彭国彦到了上海，在中央银行当了1名职员。但到了1949年，中央银行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而垮台，彭国彦只好再次赋闲。

   母亲许宪民，1908年生，是苏州有名的新女性、社会名媛。冯英子说：“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1个人。”她16岁便在哥哥许金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是苏州第1个穿上军装的女兵。1936年任第3战区上海淞沪3区专员。沦陷后，坐过日本人的大牢。1946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国民党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众多有利身分的掩护下，资助共产党建立地下电台，提供收发电报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日本投降后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1949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

   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4．12”事变中遇难，尸体被国民党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

   她还有1个妹妹彭令范和1个弟弟彭思华。

   关于林昭儿时的事迹情景，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已故去多年，又缺乏日记书信可查，到如今已近乎轶失。我们只能从她的少女时代说起。日本投降后，内战很快便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势同水火。林昭的母亲受兄长影响，瞒着家人暗中帮助支持共产党；而她的父亲，虽然知道妻子的作为，却不声不响，用沉默来表达对妻子的支持与信赖。当时林昭15、6岁，鸿蒙渐开，正在苏州教会中学读书，她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对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视其为“黑暗的时代”。她心中神往共产革命，自以为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很快，她就找到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为大地图书馆工作，被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同时也上了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其实她的工作也就是为党跑跑腿、送送信，但革命工作是神圣的。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撤离，但她没有参加这次撤离，从此也就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解放前夕，她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1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试图通过在共产党建立的学校学习，今后为共产党工作，重新找到党组织。

   林昭从来就不是那种吹嘘出来迷惑民众的英雄，偶像一般刻板，身上似乎自小就没有任何缺点，长大后更是大义凛然，不可亵渎。那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勤于思索的女孩，象很多同龄人一样，偏颇、固执、叛逆，急于摆脱家庭的羁绊，证明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在她的家庭里，母亲是一家的主心骨，要想摆脱家庭的影响，实际上就是1个与母亲发生分歧与对抗的过程。是年，由于时局动荡，母亲希望她到国外留学，或是报考北大。但是她认为应该自己来选择道路，自行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不许她入学，说，“你要去，出去了就别再回来。”她自然不肯妥协，于是母、女俩赌起气来，林昭遂留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负气出走，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一走就是3年。

   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经过短暂培训以后，全国政权更迭，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遂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那时候，她热烈拥护和赞扬新政权，对党和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她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写到：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1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对某种事物或思想的迷恋，会使人丧失理智的分析和冷静的头脑，蒙蔽人的视野。尤其对于1个19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工作队下到农村，急于立威，便把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将其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自然，在她当时的眼光看来，地主是敌对阶级，要想推进土地改革，就必先灭之而后快。土改工作队掌握着对地主的生杀大权，可以动辄抓打，甚至枪毙地主。以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地主们如今威风扫地，也许真的很“痛快”，但同时她也意识到这种“痛快”的“冷酷”，说明她的良知在隐隐作痛。

   “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在1封给友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她满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心中想象着祖国美好的明天。但她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什么样的事才是让祖国受难。祖国已经在苦难和蒙昧里挣扎了数千年，她的苦难还将继续。

   虽然参加了党的工作，但她依旧苦恼，她受到排挤和打压。她读书，写诗，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当然，这些不是根源，根源在于她的家庭出身，谁叫她摊上1个旧官僚的父亲呢？这一时期，她恢复了和家里的联系，“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看来只是1场儿戏，她离不开亲人的关怀，亲人也从未抛弃过她。于是她写信给家里，要求家里“交待”他们的“罪行”。这种通信关系，也被认为是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