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文集：滑向边缘——再见李才安先生

我们在6月3日下午赶到蓬溪县城，晚上9点多，在一间堆满木材的大屋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运领袖。贤斌和他谈论得很多，重点是圣雄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竭力要我们坚信，那是极权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中极有魅力、而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的资源。那时，我没有与不熟悉的人作深度交流的能力，除听他们交谈外，我一边驱赶成群的蚊虫，一边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木材中他的卧具：一领旧席，一条旧床单，一副旧蚊帐以及墙角的一大堆书籍。他的老师通过关系安排他在一家工厂做临工，勉强维持生计。这就是一位83年进入北大历史系、组建“马克思研究会”、成为86学运领袖、而后被以反革命罪名判刑的热血青年的现实处境。

告别时已经12时，我们相约多联系。但这时的北京已经在枪炮和血腥中。我们回到住处才知道形势可能很危急。此后的恐怖、迷茫和抵抗，使我们忘掉了临别的联系承诺。直到1995年，形势有松动的趋势，贤斌又和我提起这件旧事。

那年8月，我到他老家寻找，却不得踪迹，只听说他到广州去了——或许他的那些同学、朋友招呼他下海、谋新天地了，不愿再卷入政治的旋涡，否则不会无声无息，我们猜测。

今年5月，偶听他在成都露面，我就想方设法联系上了。知道他的处境不好，我想，得帮帮他才是。他急着要见面。鉴于经验，我想还是过了“6．4”好一些。他不以为然，不时打传呼、打电话。5月28日，我和几位友人同时被抓起来。6月5日，那一家正要录用我上班的公司通知我不必去了。我想，还是一边找工作、一边考虑与李才安君见面吧。6月6日上午，他打传呼来，说被解聘，就要离开成都。我立即赶往车站，再见并离别。

再见李才安君，我惊讶、惶恐、痛心。

弯曲和瘦极的身子在褴褛的衣衫里，黑瘦而布满皱纹的面孔，背一只大牛仔口袋，吸一支劣质香烟，站在车站门口张望的中年打工农民——不！这会是那位198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的英俊少年吗？这会是那位在北大组织“马克思研究会”的睿智青年吗？这会是那位在86学运中叱咤风云的热血男儿吗？这会是那位在89年6月3日夜给我和贤斌谈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真谛的学者吗？我不相信！我的心一阵绞痛：是他，那双眼睛向我证明！我们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

找一个地方放下他的大口袋，激动地说些客套语，然后转入正题——回去？为什么？

这次是由一位特别要好的友人帮忙找的一份工作。老板很照顾。7天磨合，昨天晚上，老板找去交流，决定让他放心大胆工作，干出成绩。他算计着如何施展一番，要找哪些资料熟悉，激动得很晚才睡过去。第2天，今天早晨7点，老板叫手下送来1千元钱，没有原因，不愿见面，让他离去。

联想我们那些被监控的电话以及其他一些友人的经历，若干年的真实打拼，我明白这后面的原因，我明白那后面的道理。

分别后的若干年，他的经历简单而复杂：先是别人不敢用他，后是别人不屑用他。找上一些较满意的事，受到经常的骚扰又没了；家里没积蓄，无法自己干；只好和民工一起干苦力，但无论如何比不上人家；有一年挣了点钱，遇上劫匪……也有过改变命运和经济状况的机会，但绝对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说到民运的现状，他愤怒了，骂了起来，还说了许多让我感到惊讶、不安的学习猛虎组织和塔里班的话。我再次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夜晚和他关于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话语。还有，对于哈维尔，他似乎毫无兴趣——我心里希望：这是多年少有交流和刚失去工作的激动。

他问我一个传呼需要多少钱，以及成都的旧家电市场的位置。我从而了解到，他儿子8岁，比我儿子略大，家里没有电视看。他先打算趁今天有点钱，让我陪他去给他儿子买台1、200元的旧彩电，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还是留下来做下学期的学费……

由于形势紧张，我不便留他下来，分别转眼即到。我把他送上公交车。他将手举在额前，向我致意——那是一个少先队员的敬礼样式。我相信，那是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的样式。车行远矣，我泪不止……

写下再见李才安君事有多方面的意义：我要告诉那些嘲笑国内民运人士缺少生存能力的人，你们是以恶意来掩饰自己的灰暗心理、还是不知道真实原因？！以李才安君而言，他那些最愚钝的同窗也可以作个处长什么的。我要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真实情况和真实处境。我要说这种情况和处境没有人们的思考和努力加以改变，腐败不会败、人权和民主的实现还很遥远呢。我还要说，象李才安君这样理性的人也要被推向边缘，中国社会的转型很难说会是和平而免除所有人的恐惧的……

这时，我想起本文的题目——滑向边缘——不够准确。他的边缘化是被制造出来的。

才安君，我们将尽所能关心你（们）的边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