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

   蒲勇真的是病危了

   10月里天气不爽，心气浮躁得厉害。亲友带信说，爷爷心事重重，急着要见我面。日来有老廖、张明和另一位友人家中都刚有过丧事，爷爷90多岁，一直牵挂于我。这样的季节和气候，我恐慌得厉害，预备理料了杂务赶回家，突然接到老廖的电话，说是蒲勇病危，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遵医嘱终止治疗，人已回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企望老廖出差错。手机信号很差，费力中要了两个电话号码，先对那手机号小心地打过去，是伯父接到，然后是蒲勇。我敷衍了几句，然后打另一个电话，是蒲勇的妹妹接到。我再要了一个电话，以便蒲勇不能听见。这次通话问得比较详细，证实了老廖的信息，甚至比老廖的信息更糟，我的脑子一遍空白。

   就给几个朋友联系，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晚上赶到张明那里去，说了情况。两个大男人相对哭泣，哽咽有声。我们一起给蒲勇打电话，却是事先约定好的，嘻嘻哈哈，不谈病情。

   我和晓敏代表大家到南江看蒲勇

   因为处于无业状态，我就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到南江去。我给蒲勇说，我要到西安办事，绕道到南江玩耍。这不高明的谎言，不知道蒲勇怎样想。

   我约了黄晓敏同行，26日下午到车站会合，车票100多元，比去西安贵一倍。只有卧铺的夜车，下午6点多出发，第二日8点多到达南江。如果乘客少，就不能保证直达，会被扔在巴中。

   车在暗夜里颠簸、爬行。借助昏暗的灯光，我们穿行在鬼火明灭中的城镇和乡村。有时，司机会冒出一句话，说，又走错路了。

   蒲勇：从活跳跳的民运到病危

   我无法入睡，闭着眼睛默想与蒲勇交往的经历。

   最初的时间已经不能确定。贤斌指着一本杂志的一幅插图介绍，说那是四川籍的89政治要犯，还被关押着，照片是经过辗转的途径带出监狱，然后到了海外。其中之一，似乎就是蒲勇的。他是一位接受锻炼的乡长，预备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因不满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在“6．4”之后散发传单，被判10年重刑。然后是98年春节前，我们为在押的政治犯朋友捐款。蒲勇是在被捐赠之列的。贤斌和（佘）万宝说，蒲勇出来，民运的队伍里又会增加一条硬汉子。

   99年11月，我到成都，蒲勇已经出狱了，我没有直接见到。又过了2、3月，他再到成都，我们见了面。他黑而且瘦削，背有些微驼，站立时脚有些摇摆，并不能持久，就蹲在地上或凳子上，说是胃子有病。这种情形我在贤斌身上见过。坐过“我党”大牢的，几乎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每一次见面，他都保持这种久站不能而蹲的姿势，我也没有在意。我对朋友们说，那就是“我党”的改造，让人连站立的姿势也要不会的。他的脸很呆板，笑声也怪异或者说根本忘记了笑的表情。我对人说，什么是“我党”监狱的成就，你们看看蒲勇的脸和听听他的怪异笑声就会知道。有时候在一起吃饭，他对食物很挑剔，说胃子有毛病。我想当然，要他吃早餐，干饭和汤分开吃……他希望留在成都，和朋友们不要有太大的空间距离。这很难办，找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要嘛放弃初衷融入社会，要嘛坚持初衷没有工作。他很难过地回家去。春节后他到了温州，与侯多蜀在一起推销药品艰难谋生，很快失望回去。2002年9月再到成都，成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学生。

   他的梦很美好：先入专科，再进本科，最后考研，继承和发扬他家祖传的中医功效，一方面可以悬壶济世，另一方面又可以呆在大都市里继续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

   他说，他要参加成人入学考，不常到我处聊天。我很赞成，希望他能够顺利过关。

   后来，听说他被人鼓动去散过传单。我很是担心并加以劝阻。我感觉那些行为在当下无效，并且我希望他是安全的。记得有一次，他说，他以为他们的一位老师很开明，趁那位教师一心一意蹲在厕所里大便，将一些东西塞了进去。后来，那位教师将传单交给了学校，并查询塞传单的人。我很认真地又劝说了他一气。他答应不再粗糙，只坚定认真地参与签名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廖的文章中提及他出狱最初心气有些浮躁之类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的精神得到一定的恢复，风度和气质显现出佳处来，也到我去的一些地方玩。但他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很重，去的次数不多。我们也谈到关于他家传中医秘方的开发，他很感兴趣。

   去年春节前，我拟把我的一位表妹介绍给他认识。他很高兴，说是可以的。因为没有机会见面，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6月19日，他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到阆中实习，本科也已经注册。恰巧那日是我的生日，没有别的人，我叫他过我那里。我下了班，见他已经蹲在桂花巷口，又是胃子不爽的样子。我再次让他注意。他说没问题，慢慢养养就行。他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还是因为胃子。我告诉他到阆中可以抽时间去几个地方转转，有人说那是神奇神秘之地。

   过了几日，他打来电话，说是被国安叫到学校的什么地方盘问，让我要小心。28日午夜，我就被国安们堵在家里抄家和带走盘问。

   9月27日，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回成都住院医病。因为我有他的传呼，说了声知道就挂了电话。我当时正在预备邀约几位朋友一起去看他。第3日给他打传呼，却再没有回音，我想，等到大假结束后再说。结果等来的却是老廖的告危信息。

   蒲勇们的投入民运“才是最难得宝贵的”

   晓敏也睡不踏实。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蒲勇的事。我说道，我对张明说，当年，我们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卷进去也就卷进去了，而蒲勇、佘万宝、雷风云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甚至很有世俗利益和前途的成人自觉地投身进去，才是最难得宝贵的。张明很赞成我的观点。晓敏也称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