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

   病危的蒲勇在病床上

   27日晨6时，汽车把我们撂在了巴中。我们只好转乘了中型巴士，9时许才赶到狭窄拥挤的南江县城。先找到蒲勇的妹妹，问明了情况，说是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全靠药物维持。家里人尽力安慰、鼓励，蒲勇自己有了信心，说是要好好活7、8年的光景。

   商贩和行人在我们身边拥挤，人们不知道我们这两个外乡人的来处，也不知道就在他们的城里，一位正直、坚毅、希望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人的生命，就要抵达到它的尽头。

   蒲勇躺在床上，脸已灰白，瘦削得只剩一张皮。知道我们到了，他攒足精力，睁开眼睛找寻我们，眼光时而散漫，时而明亮如烛。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我们的到来，只是声音很小，如老廖所言，游丝一般。他总感觉腹胀。伯父和我们数次扶他在床旁方便，却没有实际内容。我们因此有机会看见并触摸了他的手脚。他只剩下一副夸张的大骨架和硕大如鼓的肚皮。腹部的刀痕一尺许，有密布的缝合印记。

   我们简单地说了出差顺便来看他的胡话。晃荡了半个小时，他的精力有些不支。我们让他先休息，退出后却只是叹气。

   他被胀和痛搅醒。我们又坐回床边，将海内、外朋友的问候和敬意转达。他说，不少地方的朋友也给他打过电话，有北美的，也有西班牙的黄先生。

   我拨通了张明的电话。这个张大个子显得很不能自禁，说两句就挂了电话。我疑心他到一边哽咽去了。与陈卫联系上了，他和蒲勇在电话里咕哝，然后让我听。陈卫告诉我，他对蒲勇说了三层意思：对我们所追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对于战胜病魔要充满必胜的信心；相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顽症并充满信心。我知道，对于眼前的蒲勇而言，陈卫的话也是完美的废话。但我问蒲勇是否听到时，他竟能完整地复述出来。然后是赵常青先生打来电话问候，同时涉及中共召开16大的一个签名。凡签名，蒲勇总是要参加的。常青建议这次就不签他。我想，蒲勇的世俗生命就要完结，蒲勇应该自己决定这最后一次了。问他，他毫不犹豫地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蒲勇兄弟，你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呢？我们在你面前回避你的生命的终结，你是否也在故意让我们和你的家人进入你预先设计的意义圈层呢？

   蒲伯父的病人很多。我试图喂蒲勇喝一点汤，却不熟练，让蒲勇徒增很多痛苦。我只好放弃了这种笨拙的努力。抽得空闲，伯父过来喂儿子喝汤，压被子，不时亲吻他的额和头。这个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中医专家，把多少平民和政府官员从死亡线上拽回，此时却要自己白头送黑发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学有专长。他教育他们自力更生，预备把祖传的医学精髓留给这位饱经磨难的兄长。孩子们很听话，也尊敬和心疼这位兄长。现在，他们的心思都要成为虚妄。

   天，你为何要这样让正直和善良的人们伤心，却让那些恶劣狡诈的人形物品得意？

   午饭就在病床边进行。伯父耿耿于怀的却是1989年10月《四川日报》中关于蒲勇案件的那篇报道。那位记者这样写道：由于长期娇生惯养，蒲勇才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伯父呀，且不要说当时那个蒲勇很快要被提拔进县政府领导班子的事实，你何必太在意那些句子呢？在这非人间，这样的记者，无非就是妓者而已。无论鸡，无论鸭，都不可以人心和人性去度量他们或它们的。

   蒲勇不能进食。他的腹胀太厉害，新的液体药物也无法进入，只好先抽腹水。扶蒲勇坐在靠椅上，巨大的针自腹部刺进去，腹水自流出来，流进痰盂里。一个小时吧，满满的一缸，两、三千毫升。晓敏静静地怕照，镜头记录下腹水进入痰盂的过程、尺度。

   晓敏让他对着镜头，问他有什么话对大家说。他说：“我想病好嘛。”

   然后输液，每天价值上千元的镇痛液注入。我们就和他闲聊。他谈到李必丰在监狱中常常无缘无故地出血，谈到佘万宝在监狱里作了胃部手术营养不良，谈到贤斌的结核和胃。他说：“要注意呀，要注意呀。”我希望他不要太操心那些，我们会尽力的。也谈到那些人的16大。我们却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良知。但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他们的良知会有几克拉呢？

   我是一个缺少幽默的人，说话不风趣，就绕着圈子说他偷懒耍赖，不来帮助我。我说网上有很多妹妹很美、很好玩，赶快回成都。我说我有6个姑妈有很多好的表妹，不许让我吃不到猪头肉和猪尾巴。

   临时决定回成都，还是被监控

   他有些累，劝我们到街上溜达。出了门，晓敏的意思是要回成都，以免给伯父和蒲勇压力。我的意思是这一别就是永诀，再见面只有在天堂或地狱；现在就走，或许会让蒲勇难过，情绪太大，也会出问题。我希望能够有一夜静静地陪在他的病床边。

   犹犹豫豫地溜达到车站，看有车就要出发，硬下了决心，让司机等着，回去拿东西。慌忙中与伯父和蒲勇握别。蒲勇的眼神很依恋、凄切。我们说还会来看他。我背过身，洒泪离别。

   车行，我忍受不住，给他打电话：“蒲勇，到成都来看我！蒲勇，快些好起来，来娶我表妹！”

   我们的离开是突然决定的。不知是因为电话跟踪、还是早已暗中监视，车出县城不远，就被四辆警车堵住。10余名穿警服和便衣的人杠着摄象机，冲上车来，说是要检查身分证。和晓敏一样说没有身分证的有5、6人。我和其余的人说有身分证。摄象机和相机却只愿意对我和晓敏感兴趣。乘客们议论纷纷，说是从来不曾经历的。后来，一位乘客说他认识那些人，他们不是警察，而是南江县国安大队和巴中国安一处的人们。有几个口音却是成都腔，想来是成都的国安朋友。四辆车陪送至巴中边境，便消失了，没有踪影。

   我们的车又在鬼火明灭的城镇、乡村间悄然穿行，到成都时天还未明亮。

   永别了，蒲勇！

   诸般俗事让我在成都盘桓。11月2日下午得到赵常青先生的电话，说蒲勇已于早上7时离去。我糊里糊涂地给蒲家打了一个电话，忙着赶回老家探望我年已古稀、却时时惦念宰割我的爷爷。

   再回到都市，知道蒲勇已经火化，安葬在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

   蒲勇，你的墓地是否宽大？

   蒲勇，伯父和弟弟、妹妹是否为你植下几株小树？

   蒲勇，什么时候我能来看你？那时，树木长得有多大？

   蒲勇，我会告诉监狱内、外那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你对他们的健康有多牵挂。

   可是，蒲勇，你欠我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你什么时候来还我呀？

   （2002年11月14日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