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

   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类群体之间、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最根本的联系是利益关系。政治是这种关系最集中、最错综复杂的体现。因此，任何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都必然是一定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

   当共产党决心“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而声称给予无产者利益，因而遭到有产者和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者的唾弃和顽强抵抗，却又赢得无产者和微产者特别是流氓无产者的热烈支持。当共产党决心“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也就是全民无产化时，它催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并得到他们的维护。“越穷越革命”便成为至今哭笑不得的笑柄。而民众却在“大锅饭”里把国民经济熬炼成洗脚汤。当“允许少部份人先富起来”时，少部份人拥护这种“开拓”的二次革命，而多数被放置在后富起来的格子里的人，使这种权力丧失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的丧失，才使第三代领导核心及其策士不断摸索“治国方略”——先是“高举红旗，开创未来”，再是“三讲”，再三是“三个代表”，再四是“以德治国”……

   凭心而论，这些招数中，“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什么的，多少还算摸着了“治平”的柴门。它的突然又“以德治国”，实行人治，则入了旁门、行了左道。是误入歧路？还是有意前行？无从知道。休管它，说别人作甚。

   20余年实践经历的中国民运，在普遍社会转型需要的客观现实状况中，取得今日的成绩。我看，该自觉羞耻；尽管这话在集权势力一面看来，要得意喜乐，在某些民运人士那里要招嫌致怨。

   但事实是，20余年来，79一代也好，89一代也罢，除了“民主”、“自由”、“反腐败”、“平反”、“打倒”一类民众感觉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情绪外，我们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来实现这种利益？对此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缺乏有力度和系统的舆论，一心指望天上猛然掉下肉大饼。如此，要想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恐怕是——难！难！难！

   有时想起清军入关后的杀戮——“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那些执意要反清复明的人们的事业，真让人慨叹非只万千。生活在民族或旧王朝恢复的理念和情绪中的志士，实在是与普遍的民众的实在利益无关，因而无法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只好魂断黄泉。

   我想，这非只万千的慨叹明确的对象，不应该在遥远的古代。常言说：何必替古人担忧？

   中国民运要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必须走出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情绪倾向的误区，成为一定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那么，中国民运代表谁的利益？怎样实现这种利益？

   我以为，在“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原则指导下的中国人权民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