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

   一、中国民运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

   政府的一切权力源于民众意志。政府官吏的权力必须服务于民众，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才具有合法性。官吏的富足建立在民众富足的基础之上。少数人富足，正是多数人贫穷的原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种现实现象的深刻反映。民众有富起来的权利。民众有自己实现富足的能力，而不需要政府来安排使谁富、谁穷。这是起码的生活常识。藏富于民是民众自由、幸福的基础。藏富于官府或国家是与虎谋皮。歪理邪说取代常识是中国工、农大众被鱼肉、被致穷的真正原因。说什么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不能让大多数人富足──这是别有居心。

   试看，“人民公社”能让中国农民不饿死几千万吗？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伟业”吗？中国农民一旦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使用权利，中国民众就不会再饿死！如果中国农民对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权利不再遭受有组织的剥夺，他们将更加富足康乐！试看“国有企业”能让中国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而不至于失业吗？工人的权利和他们创造的价值能够得到维护、而不被剥夺于工贼、工人们愿意冒着挨揍、挨枪子的危险去阻断交通、示威政府、叫唤“我们要吃稀饭，孩子要上学”吗？

   谁妨碍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工、农大众的利益实现并不需要某些人来恩赐！中国民运应该致力于工、农权利的恢复，它鼓励、参与农村自治和自由工会运动，鼓励、参与工、农大众以及基层公务员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的一切努力，为实现工、农大众的利益提供可操作程序。这与损害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以此维护另一部份人的利益的恶劣方法，有着根本性区别，因而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参与，从而也使自己在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中国民运代表广大商业者的利益。

   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商业者的活动是繁荣社会经济、实现民众利益方便的重要保证，因而，商业行为是神圣而崇高的，商业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集权政治中，商业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中、小商业者利益在苛酷的税、费掠夺下难以为继、哀告无门。部份成功商业人士，其实也不能开心：想想自己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只是替别人保管的一只皮夹子或一小金库，就足以让人气馁。在官僚衙门利益的挤压中，他们更为风雨飘摇、孤苦伶仃。

   中国民运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它所致力的社会转型应以商业繁荣为一重要目标，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这与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及其变异品种嫉妒、贱视、贱待商业导致中国落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彻底决裂。商业利益的保障和繁荣止于官吏的敲诈勒索。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中国民运致力于各种商业会、社的建立的鼓励和参与，并呼唤商业利益者走上政治舞台保护自己的利益。

   三、中国民运代表广大知识界的利益。

   “知识份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不需要依附于哪一张破旧的皮。现代知识产业创造的价值岂只能养活他们自己？他们创造的价值不需要一张奖状的虚假荣誉而靠知识产权来证明时，谁还会说他们是可怜的寄生阶级呢？谁还会因为控制在不学无术的学术官僚手中的职称而扭曲自己圣洁的灵魂和佝偻自己刚正的躯体呢？在民主政体中，他们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和平、理性的转型将保证他们和商业界的现有生存状态不至于败坏。他们对自己在变革中浪费光阴的担心，将被证明是多余的。为此，对于和平、理性的社会转型，他们将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更容易深刻理解，这不仅仅只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更代表全民的利益。他们从来不缺少这种好脾气——人人有自由，人人有权利，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利益。

   四、中国民运应代表广大公务员的利益。

   广大的公务员都有过艰苦求学、磨练智慧、培养德行的经历。想当初，大家都指望凭自己的才华、德行大有作为。但在一种僵化的体制中，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摔打得粉碎。他们只能作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并常常被拧错位置，常常为拧在别的位置而卑躬屈膝。以实力而言，凭他们的才智，他们足以让中国这片土地生出繁荣的奇迹。但在一个普遍堕落和丧失人格尊严的机械中，他们只能得到“一地鸡毛”。对现实大厦的倾斜坍塌形势判断，他们远远强过一般民众的嫌怨情绪。坐这危楼，他们的心境并不难于揣度。但他们对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呼声少了应有的回应，缺少主动和点滴变革的促进。其实，这样的开明努力并不影响他们的现实处境，并能保证他们的长久利益。如果正在来临的社会变革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一种对抗、毁灭性力量滋生，他们将由冰冷的螺丝钉变成一尾焦糊的黑色小鱼或一种粘稠液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或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主张和平演变或咸与维新的中国民运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