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句格言。除了在文革中一度被企图推行“愚民政策”的野心家们，以读书无用论来有意引向另一个错误极端外， 在历代都基本上是对其持正面绝对肯定的态度的。封建时代，朝廷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直接将才能和读书机械地划上了等号。久而久之，使中国普通老百性养成了只要一听是“读书人”（不管他是否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或还是只知出入 “风月场所” 的浪子），就要“肃然起敬”的习惯。台湾至今还有考试院，而大陆更将技术职称和文凭等级（大学、中专、普通高、初中等）直接对号挂勾。完全成了一套教条或形而上学的东西。以致积累了五千年文化，出了无数先苦读书、而后自己再著书立说的“圣人”，而国家和民族却始终挣扎在封建和贫困、落后之中。而今，一方面虽有人虚张声势地叫出“以中华文化拯救世界”这样的口号、可实际上连自己民族都还救不了； 但另一个更 “理直气壮”的声音似乎就是“全盘西化”，好象中国人几千年全白活了。真是这句格言的讽刺和悲哀！因为以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推论：中国每个朝代都是将读书人捧在上面的，却并没有让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这个责任不能推给外国人，因为外国人真正靠枪炮打进中国来推销鸦片和上帝、已经是近二百年来的事，他们的侵略是中国落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也不能将责任推给普通百姓，因为古代的圣贤早已立下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规则，既然没有民主的权力，那治不好的责任当然只能由“治人的人”－读书人去担了。再说，中国有了那么多的圣贤之书，似乎直到今天还在为世界所称颂，但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的中国人，非但不能使其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连自己民族的出路都找不到，反而看中别人的“二手货”！曾“心干情愿”作为“下品”的中国普通百姓真不能不大呼“上当”了！也许这正是“读书无用论”时而会出现的根源。 在追究历史之责任时， 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做的恐怕就是下一个“罪己诏”了。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语言文字的“抽象概括功能”十分强，一句话、几个字，就可以阐述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哲理。但是，正因为叙述过于简练，也就很容易被有意或无意地曲解直到无限延伸到谬误，上面这句格言就有这种可能。不可否认，人类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是靠书本来积累和保存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继承和不断积累，才使人类的社会，一代比一代更进步和富有，而其他动物却永远只能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这种“财富”又完全不同於其他物质或金钱，并不是谁拿到手里都有同样的价值和作用的。用电脑来形象地比喻一下的话，书只是存有包括所有已知信息的“数据库”(DATABASE)，人是“中央处理器”(CPU)，能力则是操作系统(DOS)，读书只好比是将数据读入 “存储器”(RAM)。只有强大的“CPU”和“DOS”，才能充分利用“数据库”；反之，即使拥有同样的“数据库”也没有用。所以，认为只要读了书就好的观点，和以“存储器”中存有的信息量来评价电脑一样，是明显不合适的。

记得前苏联曾出版过一本相当有影响的科普杂志， 名为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书名应该说比中国那句格言更准确地反映了事实，知识应该被定义为是人类特有的观察、学习、思维、判断、总结、经验、创造、支配等方面综合运用能力的总称。从政，靠知识来治理国家；从商，靠知识来致富；做学问， 靠知识来整理、归纳和再创造等 。而知识本身，可以得自学习书本，也可以得自他人传授，更可以得自本身的实践。书读得多有可能加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知识） ，但二者之间绝不能划等号、也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否则就不会有“书虫”、“书呆子”这样的人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当初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没有上大学而被胡适、梁漱溟等“学者”看不起，可是结果毛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无论那一方面都比后两人大多了；苏联的高尔基，没有上过什么学，却成为世界有名的“大文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大发明家爱迪生的成就，不能归功于书读得多的原因；更鲜有选系统工程专家来当国家总理、尽管国家可以被看成最大和最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更多更重要的知识来自于社会和自己的实践、体会和总结。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只崇拜有成就的人（虽然对“成就” 的概念未必都能苟同） ，不管他是总统、科学家、体育或电影明星，更不管他是否读过多少书。我们不是正在找自己不发达的原因吗？至少应该承认在这方面的观念上，中国人是比较落后的。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也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说吗？可惜这只是一种“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 的花招而已， 其实所谓的“三教九流”早已为各行业定了高下等级，大陆在文革中，以“下放劳动”来惩罚知识分子就是证明。也从来没见有那个皇帝或宰相把屠夫、工匠招为女婿的。

同样我们也就可以解释在我们自己国家里，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让民族为之感到自豪的学者、圣人，折腾了几千年，能读的或写成的书不可谓不多，到头来还得让今人“摸着石头过河”、要不就得去读洋书“全盘西化”，真是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其中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就是上述格言了。直到今天，它的留毒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了。西方字典中，“知识分子”被解释为：“知识份子应具有一定的良知，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现存价值具有批判精神。”而中国实际上却是在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之间划了一个等号，在参加工作时按教育程度（初中、高中或大学等）的高下定工资级别；后来的所谓评技术职称，更是以学历和年限一刀切，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确有能力而学历程度不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职称，而许多工作平平、能力和表现都很差甚至一天技术工作都没有碰过的人，却因有一纸文凭就当上了“工程师”！不仅丧失了职称在工作中应有的价值和荣誉，也根本起不到激励上进的作用，更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很多人批评大陆“知识分子”待遇太低，难道不正是这种“烂竽充数”的结果吗？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如此大面积地显著提高他们的待遇， 更何况还要承担来自大部分其他群众的强烈不满的后果，而这种不满并非都是害了“红眼病”，可能到恰恰是对“分配不合理”表示的愤慨！其实，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应该清楚：没有人会“因为有几粒珍珠在内，而将一筐鱼目都按珍珠价格买下来”。当然，因为鱼目而放弃了珍珠（读书无用论）则是更大的损失。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窃以为，当务之急就是知识分子要带头彻底批判、摒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而代之以“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提倡大家都 “尊重知识” 而不是把自己置于众生之上，哭喊着强行要别人尊重自己，有功无功都要“受禄”，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基础，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被作为整肃打击的对象（如“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到那个时候再在自己国家内讨论民主时，也许就不会再象“几只苍蝇、嗡嗡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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