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中国的特产，因为中国文字，除了有和其他文字一样的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保存知识和经验的功能外，还因其结构的特殊而有艺术的效果。所以中国人除了可以和西方人一样，用绘画和其他艺术品来装饰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外，还额外多了一样“书法”，的确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一点。而更重要的是，“书法”不仅可以成为艺术，还可以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精炼概括的特点，来传达特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任何广告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还要别人心甘情愿地自己掏钱买，实在应该被奉为广告业的“楷模”。但是，这么好的“宣传”方法对中国人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无论当我们走进大陆或海外（如纽约）的书画、礼品店，斗大的“忍”或“难得糊涂”就会耀入眼帘，在很多人家的客厅里，挂得最普遍的也是这些。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经常从文章里看到，这种哲学早就被宣扬成中国人的“美德”了。

结果，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压迫性统治，不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地步，绝不起来“造反”。至今，相当一部分人还搞不清人权、民主、自由是怎么回事，甚至以为是像“专利证书”“营业执照”一样，是可以去“申请”或由政府发给的；在满清后期，多次受到列强侵略，屡战屡败，有理无理都得割地赔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怜悯过中国已处于民不聊生的地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明明中国人是受害最深、最重、最惨的，却连个最起码的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都自动放弃，还要美其名曰“以德报怨”，大概除了耶稣的气量外，再也找不出更多一个例子了。但是，人家耶稣以自己的牺牲，在全世界换得如此众多的、向往他揭示的“天堂”的信徒，算得上死有所值。但中国人的牺牲，换回来的却是一条“冻僵后又苏醒过来的毒蛇”，在德国总理向受害国下跪赔罪的对比中，日本政府官员却不断发出否认侵略的言论，也许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反过来要求中国赔偿、因中国人的抵抗、使他们投资“大东亚共荣圈”失败的损失呢！遗憾的是，至今海峡两岸的政府，出于种种难言之隐，用足了“忍”的功夫、装出那难得的“糊涂”，连像南韩、菲律宾那样的“强烈抗议”都发不出来。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去自誉为弱小民族的“靠山”，那样的政府，又何必埋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如果我们冷静地总结一下文革的教训，难道有一条不正是毛泽东利用了其他党内高干的“忍”的功夫，而一步一步将他们置于死地的吗？再看大陆呈现的一些乱象，就好象一伙小偷在市场上急于出卖自己偷来的“赃物”。而老百姓却在一股劲地往自己家墙上挂“忍”“难得糊涂”的书法艺术。一部分文人则继续发掘、鼓吹这种“独二无三” （还有耶稣） 的优良传统，拼命想延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逻辑，推论出退回孔夫子或三皇五帝时代，就可以“天下大同”的结论。

这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为了概括和形象地表现自己，要设计国歌、国旗，还要选出国花，可惜没有选“国话”的。否则一句名言“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国话”！因为正是这句话造就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无数的英雄豪杰，直到伟人。如张良甘心拾鞋而获天书，得以辅助完成统一六国之“霸业”；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当了汉朝的军事统帅；司马迁受腐刑后而修“史记”；勾践“卧薪尝胆”而灭吴复越；刘备在曹操面前，故意在打雷时将筷子掉在地下，以消除对方的顾虑，才形成三国鼎足之势；袁世凯不露声色地先当总统，再当皇帝；毛泽东在重庆能当众高呼“蒋总统万岁”，然后赢得时间把蒋赶到台湾去，自己取代了“万岁”的地位；江青在延安时代，不得不接受党组织限制她参政或出头露面的“约法三章”，才能和毛泽东结婚，“忍气吞声”地过了一二十年，终于得以一逞雌威，如果不是智能实在不够，差点就成为“武则天二世”；邓小平也是多次写检讨声称“永不翻案”，才躲过劫难，两下三上地最后登上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坐。凡此实例，不胜枚举，按顺序串在一起，就连成一部中国历史； 合起来放在一块， 就是上述“国话”的最典型、最全面、最透澈的诠释。

本来，国家统治权力的斗争，一向是复杂、残酷和无情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所以对上述事例，也不能一概否定，或简单斥之为“卑鄙”，如果动机真是为了解救黎民百性的苦难的，这种“弹性”还值得加以称颂。可以推测，古人一定是从许多重大历史性事件中，统计、分析对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人物的成功或失败行为，作出了这样精辟的总结，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概括能力！问题是这种行为一旦被提升到作为民族的“美德”或“传统”、成为要人人效法的“格言”，后果就严重了。我们忽视了由于高度“概括”，而可能产生的“定义界限模糊”。因为“大”和“小”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和一百相比，九十九或一都可以算小。我们如果为了一百而忽略一，这很值得，可是不能为了一百而牺牲九十九。对于普通百性的生活而言， 除了面对持刀拿枪的强盗时， 在性命和钱包之间，够得上“大谋”和“小忍”之间的落差外，又有多少事能提到这样高度来权衡呢？何况人类社会中的事远比数字复杂，对同一件事的标准也因人而异，有人追求官职，以此为大，其余均为小。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吹牛拍马、欺下瞒上、甚至卖国当汉奸；有人爱财，以此为大，其余均为小，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坑懵拐骗，造假酒、卖假药甚至经营毒品、贩卖人口；．．．。而到了更普通的大众时，不外乎以想一栋房子安置全家老少；多一点存款、股票，得以享受生活、安养晚年；望子（女）成龙（凤），光宗耀祖；．．．；为自己的“大谋”了。结果，想当官的，除了一意奉承讨好上级外，绝不愿提出正确但不符合上司意图的建议，更不会对任何错误去提出要得罪人、还会影响自己升迁的批评，最后甚至同流合污，使政府越来越腐败无能；想发财的，不惜用一切手段敛钱，无视造成社会严重不良后果，危象丛生。到了一般老百姓，为了分房子加工资，绝不去得罪领导而听任其胡作非为；为了子女上好学校，竟带着他们去送礼行贿，无视给他们心灵上的污染。当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诅咒毛泽东的奸诈、痛斥四人帮的恶毒、遣责共产党的极权暴政时，是否也有必要来检讨一下本身民族的问题呢？难道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负主要责任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关系吗？正因为千百年来，我们总是不断在颂扬、宣传、发挥、推广、普及“小不忍则乱大谋”“难得糊涂” “退一步海阔天空”，到了家喻户晓、“一句话顶一万句”、可以“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国话”的地步。所以才会对“文革”中不能忍、不该忍、不忍就不会发生的事，偏偏忍了下来，并且忍到了可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地步！而作为精神支柱、理论依据或推卸良心责任的，不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大谋”，所以必须“小忍”，而感到心安理得了。

再看大陆社会目前出现的种种见死不救、见错不究、见不平而避等现象，究其原因，不是中国人没有正义感或是非观，而正是受了“国话”的影响，为了自己的“大谋”，“小忍”其他的一切也。在这种精神哲学的主导下，除了可以造就大量的阴谋野心家、形成“人心叵测”的紧张而不正常的社会气氛外，是无法和“民主、自由、人权”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确有过实行民主的机会，如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及共产党在４９年开始执政时。 事后证明袁世凯、 蒋介石或毛泽东，都不过借民主的招牌先“小忍”一下，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实施个人专制之“大谋”。而老百姓又因为个个一己之“大谋”，对此表现出“难得糊涂”和“忍”的功夫，追求那“退一步海阔天空”去了。在没有反省、认识、纠正这种积习之前，我们凭什么来保证下一个机遇来到之时，不会再重蹈覆辙呢？

中国人太聪明了，正如很多文章里提到的那样：「一个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时，是一条龙」，这是中国文化的功劳，因为它能轻易地将谋略和方法送进每一个人的头脑中，甚至无须读很多书，难怪海外华人经商，大多事业有成，财源滚滚，他们中也很少上过哈佛经济系或拿到企业管理博士。但是国内同样的人在一起，大家要互相算计的东西太多，知己知彼，就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地像条虫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得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知是书法家不愿意写，还是写了没有人买？

也许有人要指摘笔者企图破坏“安定团结”，要么就是惟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党”或“造反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人忍了几千年，结果越忍越落后。是到了要“革命”的时候了，但不能像以往那样，不断从肉体上去革别人的命。而是从思想上革自己的“命”，一旦“革命成功”，会发现其实“光明之路”就在脚下，而并不需要都加入美国籍或改吃汉堡包的。不知中国现在和将来的知识分子你们以为如何？

   （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