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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贤、尊）者讳”？—中华民族积弱不振的原因－探讨之七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经常用来鼓励那些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要因此“自暴自弃”，仍然可以和大家一样去开创自己光明的未来。这句话用意很好，绝无任何可以指责之处。但如仔细推敲，立论却大有值得商榷之余地。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就都有可能犯错误，而除非“圣贤”，才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按逻辑来说，只有在下面两种条件下，这句话才能真正成立：一是“圣贤”根本不是人，所以人做不到“圣贤”能做到的事，就像人做不到大象或老鼠能做到的事一样；或者，人里面根本就没有不犯错误的“圣贤”，他纯粹是人为刻意捏造出来的“偶象”。这在西方社会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早就主张人生而平等，总统也是由普通百性中逐步推选出来，他尽管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业绩，但还是人，同样会留下一点未必“光彩”的行为记录；连“替天（上帝）行道”的牧师或神父中，也不时会被揭出点不那么“神圣”的东西。而这些和常人一样的事实，又并不影响其职业的高尚或业绩的伟大。
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通过武力推翻前面的一个而建立，然后再以自己的武力和利用读书人（以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区别开来，下同。）的能力来实现极权统治的。统治者和读书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前者需要靠後者的知识和能力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後者需要前者对自己利益的庇护并提供实现自己某种抱负的支持。为了形成这种联盟，读书人设计出一套承认和保证统治集团利益传承的理论和制度。作为回报（也是为了提高这种理论的权威），统治者又把创造或发展这种理论的读书人的代表吹捧成人人得尊敬和听其话的“圣贤”。为了在被统治的广大民众中，维持和巩固这种“联盟”，需要为其树立一种“高不可攀”的权威形象。可惜皇帝或圣贤，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的确百分之百的还是一个 “人” ，具有“人”的一切基本特征，如“自私”“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乃至“贪生怕死”之类。而且正因为他们可能属于遗传上的“优良品种”，除了智力、能力突出外，其他天性的特征也会表现得更强烈，加上特权为他们提供的条件，在某些方面，其表现可能比普通人更“丑陋”一些。比如一般人的好色，偷偷包一个“二奶”就觉得是享“齐人之福”了，而皇帝非要一下子包起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可；老百性尚懂得“大义灭亲”，圣贤在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後，却“大言不惭”地提倡“子为父隐”！幸亏中国的读书人“聪明”，早就懂得运用“白马非马”的逻辑，把皇帝变成“天子”（不知有“肚脐眼”否？）；而“圣”这个字（指繁体）本身已经和“王”拉上了关系，自然也可“一视同仁”了。光这样还不够，居然再公开提出了“为圣（贤、尊）者讳”的规定，不仅名字不能写，坏事更不能提。如此一来“未雨绸缪”，就算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搞阴谋诡计、杀父母兄弟、通奸乱伦之类），别人也不能写、不能说，只能听其“为所欲为”。
其实，炮制这种理论的人，心里也清楚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否则就不需要这句话了。试想如果那些帝王圣贤说的都是“真理”、做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好事，那就怕连“大张旗鼓”地宣传犹恐来不及，还有什么可以要“讳”的呢？也许炮制者是出于好心，以为给云云众生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就会让他们不发生连皇帝或圣贤都避免不了的问题。或者，他们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认为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才有做“见不得人的事”的需要和特权。不知那些一味叫着要以发扬中华文化传统，来推行民主政治，或以为只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得到民主的人是否想过，光凭这一条，我们就无法贯彻政治人物的“透明度”和人民“知的权利”，这些重要的民主原则。
中国人在这方面受的害太多了。由于“为圣（贤、尊）者讳”的结果，统治者总是被宣扬成异于常人的“高大完美”的形象，现实中没有人可以超越或取代。所以除了使用暴力外，就没有可以改变政权的可能。而即使夺权成功，新上台的统治者，也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属下亲信，或者制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神奇异常假象、事迹；或者剪除那些可能会“功高震主”的确有能力的“战友”，才能建立起重新让群众“迷信”的权威，然后以这种权威来保护自己以及整个新统治集团那怕是通过为非作歹得到的利益。而靠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永远只有一个越来越腐败直到被另一个推翻的结局。更糟糕的是，这种通过掩饰缺点而将一部分人伪装成“完人”的长期结果，就是使大多数民众自然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以为真有一种“人”，能达到自己永远达不到的那种完美境界！所以，一方面“心甘情愿” 地接受 “治于人”的地位，不去做“民主”的“非份”之想；另一方面，在社会从上到下的任何同一层面的相互之间，却由于熟悉而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发现人人都和自己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既然谁都没有“完人”的优势，就谁也不服谁，到在狭隘的名利范围内争起了“平等”。于是，对统治者的“迷信盲从”，相互之间“不团结”“窝里斗”“闹平均主义”就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征。
我们总是在骂共产党“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似乎这些都是外来的“瘟疫”，就好象美国人一定要把他们国家里流行的感冒冠上“北京”“上海” 的名称一样。 如果说这些都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污染，真是冤枉了“老马”；但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也未免高估了“老毛”改造中国人的能量。殊不知这正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正宗传统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并没有打算（或也不具备这样的觉悟和教育素质）从自身精神深处，摒弃这些传统封建糟粕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掌权以後，根本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行事， 相反却处处突显 “王朝”的特征。到“文革”时，这种特征更是直接在表面上暴露无遗（如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民众只能挂毛像设宝书台，每天对此进行“早请示晚汇报”等）。如果学者们能将封建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作一比较并制表列出，然后将大陆实际表现对照归类的话，就不难发现它到底姓“社”还是姓“封”？所以，要是我们一味地把“罪过”都推给共产党，却不去检讨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缺失，不仅不公平，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有条件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一下共产党统治以来的历史的话，也许会发现，毛泽东当初可能是打算走一条更“民主”一点的道路的。正是某些人在一九五七年那场以“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始的运动中，没有“掂一掂”自己实际的份量，只是因为发现对方居然和自己一样的不是“完人”，就马上要和别人用性命换来的政权来个“轮流执政”！让老毛意识到中国还是只能“以其祖师所制治人之道，反治其学生”。果然“立竿见影”，让他和他的党从此尝到“甜头”，就越走越远而不能自拔了。
只要我们不能彻底认识和公开清算“为圣（贤、尊）者讳”之类，某些（但绝不是全部）传统文化的恶劣影响及其後果。那么，无论多了不起的伟人、名字多好听的政党，再加上多么美妙的主义，也只能是“放进酱缸里的任何菜”－淹出来的都是一个（咸）味儿，都不能保证真正民主社会的到来！
（注：其它相关文字，请去网页《新的里程碑》同名文字的链接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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