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人物犯了重大错误（或大罪），按律法当重惩。左右上来说情，不外乎该人对国家（或皇帝）有过重大贡献，应于考虑宽大；或此人正当形势所需，建议着其“带罪立功”；或为侦破案情，用减刑来鼓励个别罪犯吐露全部真情．．．。结果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解决了问题。

   如果在具体事件或司法过程中， 运用一下这种策略， 以求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必要和无可非议的，无论古今中外、还是民主或专制社会皆有，证明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但是，可惜中国人又将其延伸和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这两者变成了可以简单加减的数字或可以相互冲销的 “收入、支出”关系，功劳统统为正数（收入），罪过就一概是可以用功劳来抵消的负数（支出）。请看：

   历史上有些朝代，开国皇帝要给为他打下江山贡献最大的属下颁发“金书铁卷”，意味着此人和他的家属后代今后无论犯什么罪，都可一概赦免不究，连“包青天”都无可奈何。好象皇帝将他们的功劳定为“无限大”，用无限大来减任何数，当然永远减不完。结果这些家族的后代，往往做出正是“他们祖先当初用来作为推翻前一个朝代的理由”的那些“挖国家墙脚或鱼肉老百性”的事。想一想国民党在去台湾之前，发生在上海的那场“蒋经国打老虎” 的过程； 还有１９４９年後，大陆各个时期 “太子党”的某些行为，就足以说明这点了。

   电影或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列记实性描写：伤兵（甚至还包括败兵）在城镇上“胡作非为”，口里总叫着“老子在前线为国家打仗牺牲，还不该得到点慰劳”！在他们看来，前者有功，就意味着他们得到“收入”，然后就可以用来“买”任何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犯罪）。

   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大陆，如果共产党员或领导干部犯了罪（如贪污受贿或强奸妇女等），除非撞上 “运动”，或由于其它政治原因被当成牺牲品，大多只要以 “党内处分” “开除党籍”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就算完事。而同样的罪落在一般群众或干部身上，就要判刑坐牢甚至枪毙。这些人的 “党员”“职务”招牌成了“航天飞机上的保护瓦”－遇到高温烧毁后却能保护机体本身的无恙。从 “不知者，不怪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中国伦理观点来看，更是岂有此理的荒唐！因为身为 “优秀份子”、“制定并执行”法制的人带头犯法，理应加重处罚才对。怎么能仅仅“削职为民”就算了事？岂不是将普通百性等同于都是受过处分的共产党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是将共产党员或当官的职务都当成了可以用来支付“消费（犯罪）”的“收入”了。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由于“平均主义”的思想太严重了一些（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重大问题上，也是似乎不欣赏立即“论功行赏”的，因为那样造成的反差太大了。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很聪明，在取得政权之前，就整体而言，的确做到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吃小亏而后占大便宜，因此获得了老百性的好感和支持，打败了在其他方面都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初期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如干部实行供给制），得以在大多数人民拥护下，稳住了国民党留下来的 “烂摊子”，并取得初步的发展。但是那时一个大学教授月薪上百元，而一个共产党派来领导他们的校长、甚至管理上百万人口的市长，都只有每月数元的零用钱，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当然是不能持久的。此外，即使不去讨论共产党夺取政权对民族的实际功过，仅从中国历史传统而言，奖励所有开国功臣，也是符合国情的事。 可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终究不是马克思派来的 “德国人”，他们主要受的还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非旦不能很好地去研究实现“按劳取酬”，反而沿着过去老路“封官以权代赏”，按“战功”或过去在军中地位的大小， 分配在各级领导岗位上， 由于采用了差距不大的工资制度，满足了宣传上的需要和普遍的“平均主义”心理，但实际上这是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公平原则的。何况这些共产党员们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其实也是普通的 “人”，即使他们在精神上真正追求“共产主义”，也还是会和常人一样有物质和肉体上的其他欲望的。所以，又再一次将各级治理国家的“职务”和“权力”，变成“整存零取（私利）”的“存摺”，以手中掌握的权力来玩弄女性、索取贿赂或为自己和亲友谋取各种私利，而以“老子过去对人民有过功劳”来平衡“犯罪”的不安。事实也是如此，一旦他们的罪行暴露，所得的处罚也不过就是“取消存摺”（取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或减少“存款”（降级、降职）而已，更何况这种“储蓄”除了用来 “抵罪” 外，实际上还真没有其他用处，最多只能在去世後的“悼词”中再多几句“美言”而已，所以普遍产生“不用白不用”的心理，以权谋私之风自然就越来越盛了。

   将“将功折罪”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莫过于中国人之对皇帝了。“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臣、皇民”，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手段，一旦登上了这个宝座，就是“旷世之功”，老百性就会自愿奉上一张可以“予取予求”的“信用金卡”，从来没有人考虑他是否也应该守法的问题，因为他自己和人民都认为他的“功劳”足够抵消一切天大的罪过了。他可以娶许多老婆（重婚罪）、并随意“临幸” 宫女（强奸罪）、用国库钱随意为自己盖别墅花园（挪用公款罪）、随意给别人罗织理由入罪（诬陷诽谤罪）、随意找借口处死不合心意的下属 （间接指使杀人罪） ．．．。除非到了他要得（腐败）实在太厉害，人民感到付不起了，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再取得新的“金卡”。看一看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些历代所谓的“伟人”，总是有比常人还要多的 “见不得人的地方” 。到不见得他们的品性天生就比普通人坏，这正是因为中国传统默认他们的“功”可以冲消犯的任何错（其实就常人来说已经算得上是“罪”了）；而后人居然也是以什么“三七开”“四六开”“功大于过”之类的结论来评价他们，所以这些人从来没有要约束自己行为的需要，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然就表现得更为恶劣了。按这样“功、过可以互相抵消”的逻辑，医生救过很多人命，如果偶尔抢一次银行或再杀个把人， 不也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也是“功大于过”而无须判罪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以“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来取代“将功折罪”呢？一方面，不管什么人是否犯过罪（判过刑），只要立了“功”的就要给于恰如其分的 “奖励” （从“树碑立传”到发锦旗奖金）。为民族立功，载入史册，永垂千秋；为党立功，由党奖励；为国家立功，由政府奖励；为部门立功，由单位奖励；．．．。担任各种职务的，就要发给和责任相应的待遇（包括物质和精神），不论资历学历，一视同仁。这样做到“银货两讫”，谁也不欠谁，免去了集体和个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人情债”。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理直气壮”地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了。因为无论谁有天大“功劳”或肩负重任的职务，都已经获得过应有的“酬劳”，国家、人民、社会对他毫无“亏欠”，所以犯了罪也不再有可以拿来抵消的“老本”，而只能依法处理了。“将功折罪”应补充修订为“立新功，赎旧罪”，也即只能适用在某人犯罪之后，因客观的特殊需要（如破案、或特殊才能的利用等），而责成其以完成指定任务来抵消或减轻应施的处罚。试想这种观念一旦建立并被普遍接受，法治就有了真正的民意基础。逐步加以实行的话，等于把每个人的“收入”（名誉、地位、财富）都按期如实发到自己手中，将这最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从“大锅饭”转为“私有制”。再有“支出”（犯罪）时，就要从自己口袋里向外拿或从今后的应得中实扣，恐怕就很少有人愿意为犯罪“自掏腰包”了。到那时，不管中国人选择了什么制度，都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我们终于根治了“腐败”这个毒瘤！

   （注：其它相关文字，请去网页《新的里程碑》同名文字的链接流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