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中国人不要“自废武功”

   笔者一惯是“中国文化优秀论”的坚持和鼓吹者，确信这种文化是以“压缩文件”的形式，包含着真正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在“解压缩”的尝试过程中，总结、归纳出可以在“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认识或解释今天人类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的新“人类社会学”，还由此得出现有社会理论有“原则性和根本方向性错误”的结论。更创造性地提出用“精神战争”取代动物般野蛮杀戮的“肉体战争”，可以在不违背自己因为生物共性所必须遵守的“丛林法则”前提下，以人类特有的精神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为“（批判）武器”，而不是靠各种和动物的尖牙利爪般的真正高科技杀人武器，来体现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社会科学理论就好比是一种“武功”的门派，能不能在武林（全人类社会）中站住脚并“打遍天下无敌手”地成为理所当然的“（精神、理论）盟主”？除了要靠习武者自己常年刻苦钻研实践，积累下来的造诣真本事外，这门“武功”的本身，也必须具备真正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高人一头”的实力，在和“鸟叫蛙鸣”有根本区别的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的“精神江湖”中，众望所归地打出来，而不是什么靠金钱和权力的庇护指使、支持、施压下，才得以上任的、狐假虎威般的“维持会长”。这种观点的可行性理论依据，就是人类具有根据理性判断来控制约束天性（任何动物都没有）的人性，并依靠自己社会从来没有失去过、要也要不来的、真正客观存在的“民主”，在有比较才有鉴别的条件下，由自己来充当取舍的“裁判”，决定社会的形态和走向。这才是人类社会文明追求的真谛和意义，凸现自己和动物世界有根本区别的价值之所在。

   这也是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优秀”的理由，因为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文化已经早于其它文化，初步具备了打“精神战争”的能力和条件。笔者能以中文首先提出这个比西方还只懂得用在体育竞争上的“奥林匹克精神”，更上一个台阶的概念就是证明！

   可以用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中国文化本身就像一部早已存在、却因年久不用而大部分失传的“武功秘籍”，历代那些读书人中的所谓圣贤，或立下“丰功伟绩”的著名的帝王领袖、伟人等（如毛泽东），都只不过是有意无意地，从那部“秘籍”中得到启示，并通过学习模仿、实践，悟出了治国安邦的“三招两式”，再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在较量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的结果，只是这些人因为受到各自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物质基础的实际可能，以及个人主观能力条件的局限，都不能全面掌握其中的所有内容的关键要点，总是只能针对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弊端，练就了几手能够克敌制胜的“绝招”，得以用来打败前一个政权（或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经济理论），使自己爬上“第一把交椅”。但是在接下来要全面应付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时，那有限的“（程咬金般）三斧头”（如毛泽东当初总结取胜的所谓三大法宝）”就不可能有面面俱到、得心应手的绝对“功力”，迟早要露出破绽、不足，必然给社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灾难，给时刻想“取而代之”的对手（国内外政敌、学术对立面），发现可以攻击的弱点（死穴），最后只能败下阵来，在有过一段辉煌之后，还是不得不灰溜溜地让位给未必比自己高明的继承者，中国人就这样上上下下地写就了一部自己两千多年不断重复的历史。所以可以有把握而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以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全面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而不会出现经不起推敲质疑、要看上面“脸色”表态、却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不思进取地、到头来还得依靠权力或武力的支撑才能勉强维持，最后还是难逃“改朝换代”的下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反观今天的人类社会，由于片面地发展物质文明，并在初步尝到一点暂时的“甜头”后，必然地由于自私贪婪天性的影响，而放弃了对起平衡作用的精神文明的重视，反而根据在相对简单得多的、主要用来研究无生命物质的、自然科学的成功中产生的经验主义，以先天不足的“理工科思维”，搞出了一个把自己当成是和猪狗牛羊一样的动物看待的“生物进化论”，进而更完全置人类早已走出原始野蛮的丛林，进入一个绝对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的客观事实于不顾，反而炮制出一个以“丛林法则”为自己行为准则的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系统，其愚蠢程度，足以和登山者要拿“自由落体运动”理论，当这种运动科学的理论根据一样。从而把自己引入有绝对方向性错误的歧途，“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就是今天人类面临或将要面临的一切痛苦、灾难的总根源。这其中并没有任何夸大或耸人听闻之处，而是经得起事实的推敲、考验的。典型的证明就是今天西方那些连“经济是什么”都说不清道不白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吹嘘、却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经济学！

   今天，人类一路跌跌撞撞地、再次来到一个决定未来前途命运的“三叉路口”，何去何从？

   继续按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指出的原路走下去，其后果是危险甚至是末日般灾难性的。因为没有约束和限制地，竞争发展物质文明的结果，使人类拥有了大量威力强大到足以毁灭自己不止一次的武器，而按“丛林法则”的逻辑，这是一定会用的，因为这就相当于动物的参与竞争，实现弱肉强食的尖爪或利齿，用或不用决定于“恐怖平衡”的状态是否能够被一直保持。一旦发现对方实力跟自己对比悬殊，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把对手撕碎吃掉。二战中日本被美国果断决定投了原子弹而投降，但是它却不敢对前苏联（还有后来的中国）用原子弹就是这个原因，尽管这两者都是它最想、却还没有把握“扑”上去的。不过它却从来没有放弃武装自己牙齿，磨尖自己爪子、破坏“（恐怖）平衡”的努力。这本来就是用西方社会理论最合乎逻辑的推论，也是已经初露端倪的趋势。还不算全人类由于贪婪自私的天性本能的引诱，会一起争当“跟屁虫”、要朝这个方向走时，所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地区战争争端产生的后果，根本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或希望！

   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在绝对错误的西方社会指导理论这一棵树上“吊死”呢？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良知和教训，证明西方和中国在上一个“三叉路口”分道扬镳后，大家都走上一条方向不同的歧路：一个一味地重视发展物质文明，最后发现虽然拥有现代化物质享受，可精神上又一无所有、脑袋空空地走回“动物世界”去了（这只要拿它们社会宣扬的主张以及具体的所作所为，从本质上和当初动物世界原始野蛮的现象比较，看看“距离”是加大还是缩小就知道了）；而另一个到头来却发现除了可以继续“吃草”外，却没有足够的“美味面包”；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此路不通”。那么，正确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也许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回到“三叉路口”，重新考虑、检讨一下下一步“朝什么方向、怎么走”的问题。虽然伟大的马克思、毛泽东或爱因斯坦都思考过，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甚至作过实现的努力。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根据科学“认识论”的理论，他们都是站在只知其然的表象认识层次上来认识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地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其实，如果不是“当局者迷”的话，不难发现，人类真正的问题，是糟蹋了造物主在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生物以普遍的“天性”，来维持万物生存多样化的同时，却唯一赋予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可以控制和约束天性的特殊“人性”，以便可以代替它来执行统治、管理好这个地球的权力和责任。可惜人类在开始运用这种人性，懂得通过集体分工合作，建立起远比其它生物生活舒适的“皇宫（社会）”后，却反而不思进取、本性难移地将社会当成了曾经生活过的丛林，非要在里面模仿动物在丛林里，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竞争行为，向下看齐地去执行“丛林法则”，以人的能力去做动物做的事，要是不出问题，才是咄咄怪事了。可以认为今天人类社会最本质的错误或偏差，就是不知道运用“人性”来做“人事”！

   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做的，就是发挥人类具有的独特精神思维能力，在除人类以外，任何生物都不可能达到的层次上，按照“丛林法则”来尝试打一场“精神战争”。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真正“人（做的）事”。通过这场没有血腥的“战争”，来锻炼、完善、提高我们的“含人量”，最终完成自己的阶段性进化，毫不牵强附会地，进入真正的“和谐社会”。

   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应该承担的“天降大任”，是对全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机会，更是中国人扬长避短的“用武之地”。

   中国人本来是完全应该从自己的文化“（武功）秘籍”的点拨中，悟出一点对付西方想用鼓吹“言论自由”的损招，来制造中国社会内部混乱而坐收“渔人之利”的。结果果然让包括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毛泽东在内的、历届所有中国政府，都有“招架不住”的被动，最后都不得不设法用各种方法，明里暗里加以限制甚至压制、打击“言论自由”，给自己落下“专制”“一言堂”“不民主”之类的坏名声，成了自己的软肋或者一碰就难受的“酸筋”而被内外对这种政策不认同的人，利用来“群起而攻之”，防不胜防。反而给一点也不比自己做得好的西方（欢迎驳斥），找到以攻为守的机会把柄，一股劲地指着中国人脸上的“雀斑”嚷嚷，来转移他人对自己更难看的“疤瘌眼”的注意视线！

   这完全是后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能更深刻地领会自己文化在文字的设计中，就已经为后人埋好破解类似攻击的伏笔，可以像“太极拳”那样借力使力地“化腐朽为神奇”。因为中国文字在偏旁的设计中，就已经对有关定义作了明确的界定。把只要有嘴会发声的、属于个体自由属性的鸟啼、蛙鸣、狼嚎、虎啸之类，统统从以“口”字旁，而让具有社会集体“民主”属性的“议论、言论、讨论、辩论”之类，必须通过大脑，经过思考确认可以负责后，才能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概念，一律从“言”字旁。等于根本把鸟啼、蛙鸣、狼嚎、虎啸般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的概念排除在“言论”之外。所以也不存在让这些类似的东西，打着“自由”之名，要认祖归宗地挤到“言论”类别的家谱中去，从而在理论上已经就彻底解决了今天人类社会越来越无法解决的困惑或左右为难的尴尬。实在是再正确而巧妙、高明不过的安排，足以让我们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由被动变成主动，反败为胜地后来居上，得以“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地，暂且收回现在还只有自己文化的能力才配享有的“话语权”（以敢不敢打一场“精神战争”为判断标准），示范和说服全人类接受以“精神战争”取代“肉体战争”的倡议，开始共同创建真正“和谐社会”的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