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似乎矛盾的题目，因为按原来(新“人类社会学”理论出现前)的习惯，字面上的“战争”，只能意味着恐怖的肉体残害、杀戮和社会动乱、对抗。而“和谐”两字，起码也表示是和平和社会安定、有序。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几乎总是水火不相容或势不两立，而只能交替出现。人类历史就是这种客观现象的见证，所以才有所谓“战争(或和平）是和平（或战争）的延续”之说，而被我们奉为圭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嚷嚷着必须遵守执行的“丛林法则”，理论上就根本否定了“永久和平”的存在和可能。估计以联合国秘书长为代表的各国政治家们自己一定“心知肚明”，知道今天喊这样的口号，只不过是为了向民主的“大众皇帝们”述职时有个交待、所说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谎言！

   所以现在相当一部分因为和平的改革开放而富起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堆赖以过“小康生活”小日子的“瓶瓶罐罐（物质财富）”的中国人，就特别忌讳“战争”两字，生怕一不小心再被又起的战火打烂掉，自己从新回到那“一穷二白”的日子！所以先是由名人学者出来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结果让一些人钻了空子，在连法律和纪律都得“睁只眼闭只眼”的政治口号下，肆无忌惮地操起贪污腐败、化公为私的营生，掏空了不少国家和集体的资源。现在网上又热闹非凡地开始提出创造“和谐社会”一说，大有当年要“超英赶美”的势头。可惜这些现在还被我们当作“老师”或学习“楷模”的国家，知道丢不起这个人、现不了那个眼，所以至今都不敢“牛Ｂ”到说自己国家是“和谐社会”来贻笑大方的。看来现在鼓吹这种说法的人，只能被认为是“牛Ｂ”型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要是他们真能把“竞争”跟“和谐”这两个概念捏到一起，成为可操作的社会现实的话，如果不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和和平奖”，一定是那些评委们收了贿或“瞎了眼”！

   笔者无意攻击、否定这个口号的本身，更肯定其用意无非是想让“战争就此打住，和平永远延续下去”，应该承认其动机良好，无可厚非，更是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也要提倡追求的目标。只是作为坚持“动机效果一致论”的笔者，根据三层次科学“认识论”的理论，只能得出最后肯定会“事与愿违”的结论。因为这种看不到事物本质，更不知道考虑客观互动的“一厢情愿”式想法，是根本不符合科学的社会理论判断结论的、真正典型的一种“乌托邦”。俗话中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这个意思。而且由于时代条件（如网路资讯超国界的情报交流，以及在没有厘清概念之前，盲目鼓吹“言论自由”增加了保密的难度等）不同，根本不是什么“忍气吞声、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之类的老套中国式谋略所能应付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看看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的尴尬两难处境，以及日美在钓鱼台和台湾问题上不断升级的恶劣态度和动作表现就很清楚了。

   笔者在“论经济”一文中，曾经阐述过现有经济理论的根本性错误，认为是导致现阶段人类社会一切问题和灾难的根源。现在更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种结论不仅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而且会因为中国文化功能的强大，让因此变得聪明的中国人，必然会将这种错误的东西，从绝对值上发挥到负面的极致，产生远比其它社会更为严重的后果（和这些大案相比，国外那些“安然案”“世通案”的水平，充其量只不过是“大队会计”级别的小儿科）。现实中已经被揭露出来的那些不可思议到令人瞠目结舌的金融、股票、房地产等贪污诈骗大案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毫无疑问，会引起社会普遍的不满和担心。如果不先勇敢面对这种现实，设法加以克服解决，却去空谈什么“和谐”令人有理由怀疑其动机或用意。因为其历史经验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照此说来，一个“和谐的社会”难道真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吗？绝对不是。因为既然宇宙整体而言是像“原子结构模型”般和谐的，所以产生于和谐宇宙中的人类社会，本质上也应该是和谐的，否则只能认为一定是社会自身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正是如此，从对比古老的中国文化得到的启发中不难发现，由于人类在进化、发展过程中，过分片面重视建设物质文明，忽略了起平衡作用的精神文明建设，结果不仅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反而采用了一个有原则性、方向性错误的社会指导理论，从此走上一条相反的歧路，导致今天总是“事与愿违”的结果。而人类开始走上歧途的“三叉路口”，就是从达尔文提出的至今还没有被科学完全证实的、似是而非的“生物进化论”和由此总结归纳出来、可以迎合简单的“动物思维”的“丛林法则”，以及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指导理论。因为从那个“三叉路口”开始，人类接受了自己也是“畜牲（动物）”的观点，放弃了对自己的“特殊性”的深入探讨，就草率地以类似今天用来研究没有生命的物体的所谓的“理工科思维”，把“丛林法则”作为自己社会的行为准则，开始以人的能力和条件去模仿动物在原始森林里的所作所为，才造成了今天这样并不乐观的灾难性结果。

   根据“从哪里跌倒就从那里再爬起来”的成功经验和精神，我们不妨从理论上回到那个“三叉路口”去从新做一点思考。不难发现，虽然“生物进化论”还没有得到科学的完全证实，却也没可以绝对否定的根据，可以认为是“事出有因”的。而那个“丛林法则”，更的确是准确地总结归纳了地球大自然无一例外、不可违背的客观运动规律，因此起码在人类没有建成自己的“非自然生态环境（人造社会）”，来到需要从新考虑自己走向的“三叉路口”之前，是必须遵守的，所以这两方面并不是错误的关键，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的确就出在这个节点上。或者可以说是出在指导人类社会的理论，开始和中国文化“分道扬镳”的时候。因为那种文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和猪狗牛羊鸡鸭兔一样的动物，反而极为明确地，把人和动物的分界标准，定在了懂不懂或愿意不愿意遵守社会的道德或法律界限的两边（中国文字中，对违法而受到惩戒的人的专用名词所用的偏旁就可以证明）。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文化在这个“三叉路口”上，也同样犯了另外一个极端的错误，就是那里先人中的圣贤之类读书人，忽视了对物质文明的重视，错误地以为“精神”可以真正完全代替吃饱肚皮的“粮食”，终于导致最后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直到“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面包”之类、这种想强迫违背天性的荒唐现象，反而让自己本来的确博大精深的文化，背上“落后”的黑锅，给鲁迅、胡适、陈独秀之类读书人、以及后来那些大大小小的“激进帮”，找到了攻击中国文化的理由和造反的机会，埋下了从“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开始，到“五四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窝里斗”祸根，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带坏了中国社会的风气，养成了当“跟屁虫”的习惯。从此每当中国社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时，就会有人出来，重提那些其实一点也不值得骄傲的旧事，煽动、鼓吹民众如法炮制。或学读书人造反，或学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或学只有西方自以为自己是“高等动物”，才好意思以为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民主（选举）”...。总而言之，什么五花八门的歪门邪道都想得到、提得出，可就是没有人想到用那个把自己加工出来的中国文化所提供的思维和联想能力，从自己的文化数据库中发掘出一点绝对派得上用场的“真材实料”！

   而实际上，今天全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或事实证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锦囊”，早就以“压缩文件”的方式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后人完全是因为不懂“解码”反而以为是一推“莫名其妙”的“破烂”。现在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的出现和实践，就是对这种文化“解压缩”的尝试和开始。而提出“精神战争”的概念，更是结合现代物质文明提供的条件和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和为贵”“和合论”之类的正确观点，将其转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果。为迄今为止对任何社会总是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论自由”找到了一条最相得益彰的“英雄用武之地”。那就是真正来到“人”而不是高等动物的“精神丛林”中，去发挥只有人类才具备的语言文字和思维能力，按照宇宙大自然中无法违背的“丛林法则”，去自由地打一场唯一只有人才能够和配得上打的“精神战争”。以“言论自由”代替“尖牙利爪”，通过“精神（而不是“肉体”）”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最后找到一条真正符合全人类（而不是个别民族、国家或集团）利益的“天下大同”之路。这也是拥有真正博大精深文化的中华民族，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来带头示范的责任，更是自己国家走出西方数百年来就一直在为中国设计准备的陷阱或困境、反败为胜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