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最后一次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件中，为了证明“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以下简称“新理论”）能够达到的能力和水平，主动提出来愿意回答并接受挑战质疑的几个可选择的问题之一。可以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直接和人类社会未来命运和前途走向，有至关重要联系的问题。所以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答复，但是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用后来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已经或即将证明他们根本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没有恐怖的和平和安宁。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和绝对错误的社会理论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权干涉美国人做的选择。但是却有权保护包括自己子孙后代在内的他人，选择不受或少受这种结果之害。所以虽然美国人可以拒绝笔者的主动挑战，但是笔者却有义务向全人类的大多数提供一个“比较、鉴别”的可能条件。以便他们能靠理性的良知，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这样就算将来不得不为这种灾难性结果、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盲从，而必须承担起“买单”的责任时，起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以设法提前纠正，尽量争取把损失减到最小。这些问题为了在将来的历史上“立此存照”，有的已经写成文字发表，有的视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陆续发表。

   以“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容易发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不知道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中获得灵感或启发，恰如其分地定位其在已知宇宙中的位置。从而明确自己对所居住的地球和地球上万物所拥有的支配、享用权利，同时也要对等地承担不可推卸的协调义务和后果责任。可惜他们就像西方宗教传说中的亚当、夏娃，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在没有来得及认识，从而发挥人性的理智思维，和判断控制能力的作用之前。经受不住物质享受的引诱，就迫不及待地吃下由错误社会理论提供的“毒苹果”，从此走上一条“不是动物，胜似动物”的歧路，要以人具备的能力，去按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办事。所以推测其必然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除了科学逻辑外（哪怕只要有简单而先天不足的“理工科思维”），是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力的。这就是今天人类正在面对的现实和只能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这里面没有任何牵强附会、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的教条，完全是有把握经得起推敲质疑的结论。这个把握就是因为“新理论”是站在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从相对更高、所以也更客观的立场上，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现有的那些理论，总是只能站在只知其然的表象层次上，去认识、解释社会现象或事物。而根据科学“认识论”理论，在那个层次上来认识事物，所找到或提出的解决办法，都必然地要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种结论的正确性早已被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所以当今天的人们，由于现实中的不尽如人意，再次怀念起马克思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只能在这里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向后看”，除了最多重蹈历史覆辙外，不会有更好结果的，道理也是明白无误的，只是现有的社会理论还不具备站上这样层次的条件或水平、能力而已。

   其实，站在“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次上，来看一下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不难抽象出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所谓的“进步”，都只不过是对原有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弊病的一种简单的表象“否定”而已。资本主义是对封建地主制度弊病（保守,限制或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否定。后来西欧的社会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压榨）的否定。而帝国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国内存在的阻碍资本积累可以不受限制快速增加的人权、民主和自由诉求之间的矛盾。但是请注意：这是纯客观的阐述，没有主观是非判断的含义）的否定．．．。总而言之，否定来否定去，虽然原有制度的弊病，可以通过后面实行的制度来否定掉，但是却不能避免现新制度同样会产生的弊病，更不能避免后来那些新的弊病，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形成类似抗药性的“抗制度性”（可以从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中得到启发），最后因恶性循环失控造成灾难性后果。完全符合根据科学“认识论”原理，认为从知只其然的表象层次上，不仅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要是从这样的层次上提出的任何解决问题的企图，都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的结论。

   这种结论不但适用于认识和解释西方社会，也同样适用于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的循环反复。因为那个社会几千年来的所有“圣贤学者”，包括现在鼓吹复古颂经，或嚷嚷“义经救世界”的人。能够给他们下的最客气、婉转的诊断，就是“消化不良导致的食古不化”。以至于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不能与时俱进地，把这些货真价实的营养，转化成自己民族进步的动力或能量。吃的是上等好料，却原封不动地屙出一堆酸腐味十足的“陈芝麻烂谷子”！

   当然，这个病根也是读书人的那些孔、孟、老子之类的“祖师爷”们留下的。因为他们从开始起，就没有能爬上过“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台阶，说不出一个“为什么”的理由来。反而一味只知道利用自己文化加工所获得的能力，看到许多其它文化加工出来的民族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他们到现在还把说自己是由猴子进化而来，所以要继续执行“丛林法则”的社会理论奉为“科学”，跟早就有“天人合一”潜意识概念的中国文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并从表象上自以为是地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必然地会让那个社会，走不出巴金笔下的冯乐山老太爷之类复古保守派：或当年现实中鲁迅、陈独秀、胡适之流的激进帮读书人轮流得势后、所形成的历史循环怪圈。最后产生一些其它社会只有当“跟屁虫”慢慢才能逐步学会（但因为天性使然，绝不可能不产生）的，如贪污腐败作假帐、营私舞弊走后门之类、完全符合不知“经济”为何物，所以只能一味提倡唯利是图的“争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弊病。我们根本无法指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文化（和电脑软件版本不能向上兼容的原理一样），为自己社会提供可以治病救命的“良方”。这就像给人看病的医生，可以为生了病的狮子老虎动手术，但是自己得了病，却不能去找“兽医”来治的道理是一样的（前苏联的问题也有点类似）。反之，要是用在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在“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现有档次上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指出马克思理论的“致命错误”，就是一个示范性的实践尝试。

   这个“致命错误”就是马克思提出的那句“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因为这句口号违背了宇宙大自然安排下，巧妙的生物学规律，理论上就注定永远没有真正成功的可能。前苏联不可能，毛泽东的中国也不可能，而且可以断言以后任何类似的尝试也都不可能成功。

   其实这种理论（资本论或其它共产主义理论），完全是马克思坐在图书馆或家里的写字桌前，站在“只知其然”的低层次上，根据前人的文字描述，或当时社会的亲身经历者们提供的介绍，以自己真正可能具有的天才头脑和概括能力，对那些社会表象，进行归纳、总结、思考后加工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承认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揭露，准确深刻、入木三分，最后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甚至共鸣，他自己更被西方社会公认为可以和爱因斯坦齐名的“千禧伟人”。

   但是必须指出，由于马克思受文化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够上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次，只是看得比其他人相对更深刻、准确一点而已。其实他并没有看到或发现有关人类、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的本质，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所以不仅绝对看不到本质，要是以这样的表象中找到的解决办法来处理社会问题，一定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而后人对看起来似乎有道理的马克思理论的不成功实践，就是证明。

   马克思的却看到了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地来到城里，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过悲惨痛苦的生活。他还发现了多数人总是受少数人欺负、压迫的事实。更从表面常识“人多力量大”马克思的却看到了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地来到城里，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过悲惨痛苦的生活。他还发现了多数人总是受少数人欺负、压迫的事实。更从表面常识“人多力量大”（但结果恰恰却是“人多力量小”，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为什麽会人多力量小的”。http://www.newmilestone.org/03/czl30121.html)的道理中得到启发，于是以为为多数人找到了“解放之路”，提出“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认为只要这些人能够“团结”组织起来，就一定能够从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回掌握自己乃至世界命运的权力。的道理中得到启发，于是以为为多数人找到了“解放之路”，提出“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认为只要这些人能够“团结”组织起来，就一定能够从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回掌握自己乃至世界命运的权力。

   这种纸上谈兵式理论，很容易被对现实不满，却又找不到出路的、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如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内的社会中，找到“知己”而产生共鸣。他们站在和老马同样的认识层次，以简单“理工科思维”看起来，还以为他真是为人类社会，发现了出路和希望。于是一窝蜂地跟进，在他们如簧之舌、如花之笔的激情宣传鼓吹下，吸引了无数算得上年轻优秀的人才参加进来，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更得到对现有社会制度不满的广大民众的支持。表象上虽然取得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新中国诞生”之类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后组成的政权，短的只有个把月数十天，最长的也只不过维持了数十年的时间，就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一个被誉为先进、科学，声称最后一定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怎么会落到如此尴尬、不堪的地步呢？虽然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不能排除其由于某种社会原因（如实行其它制度的政权本身的失误）而“东山再起”的可能。但是“短命”一定是要实行马克思理论的政权的唯一下场。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因为马克思在考虑构思他的“伟大理论”时，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天性影响，犯下一个“致命错误”。这个“致命错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的理论忘记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没有考虑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好了疮疤忘了痛”的生物本能。在脱去旧社会原来的“枷锁”后，接下来就会根据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得到的实际待遇以及自身利益作为参考点，来决定对某类社会现象或行为是否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而跟年代久远的出身没有太多的联系的事实。反而教条地把“无产阶级”当成类似斯巴达克时代的奴隶、或印度社会存在的那种“种姓等级”制度的产物（后来果然被毛泽东加以利用、发挥，提出所谓“阶级烙印”这种类似“血统论”的概念），等于简单僵化地把它当成战斗中，为了临时用来区分敌我，而扎在胳臂上的毛巾或袖套。如果说在对立严重、敌我分明的社会中，这种方式对已经处在社会多数人的包围中，靠无产阶级支持上台的统治集团，在争取基层民众的继续支持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在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竟争，和奉行“丛林法则”的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理论就变得毫无还手之力而不堪一击了。因为只要在人类还普遍接受自己是“高等动物”的前提下，任何想要逆天性而动的计划或行动，最后注定要“失败”，这是唯一的选项。也是为什么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社会主义阵营变色的希望，寄托在后面几代的领导人身上的原因。而虽然各方面水平、能力都远在杜勒斯之上的毛泽东，更竭尽全力，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企图打破这种预言的希望，但是却以自己的彻底失败，被“历史车轮”碾碎告终。